疫情配景催生连系学士学位教诲等候(2)
该模式需要高校在语言类和法学类学科设置方面都有很好的学科、教学作为依托,而两个学科都有均衡实力的高校并不多。因此,在这方面需要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校合作。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在分工方面强调单独学科聚集而形成新的高等学校,比如重点发展外语学科和外语人才培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重点发展法学科研与教学的中国政法大学等。这样的调整同时意味着,前者的法律科研和教学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后者的语言学科和教学也难以得到充分发展。这是当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之所以困难的溯源。我们需要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联合两所或者多所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力量。
有了联合学士学位的相关规定,我们注意到一种新的可能,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可以联合起来,培养具备多语种特征的“涉外—法律人才”,其中一半语言类课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法律课程在中国政法大学完成,学生能够在两校各取其长。
联合学士学位的基本规定已经颁布,教育实践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特别值得期待,因为这是当下中国的迫切需要。可以预测,此类实践中在教育财政方面、学生管理方面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学生财政拨款拨给哪所高校、学费如何收取、学生数如何统计、学生发生意外哪所高校负责、学生在哪所高校评奖评优等。
在这方面,《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也有瑕疵,因为该规定要求通过高考招生。这样,两所高校在读学生如果学习期间产生成为涉外法律人才的成长愿望,参加这个专业的学习就将面临很多困难,也难以满足“涉外”和“一带一路”发展对多语种的要求。
我们期待这方面的教育实践早日开始,由此形成的力量能在当下击入未来的“历史”中,使得世界更加美好。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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