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钧院士：造就院士的院士，造就传授的传授(3)

时先生对学生好，对家人也是关爱备至。听同学讲过，有一次去时先生家，师母身体不好，时先生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的都是师母的脉搏跳动记录，整整一本让人十分震惊。

我还听人讲过时先生的“罗曼史”：当时先生和师母一个在清华大学、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到课余时间时先生就去找她。别人问他，清华离燕京大学那么远，他是怎么过去的。

时先生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告诉你啊，我那时候找到了一条很近的通往燕京大学的小路，很快就到了。”言辞间，时先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与师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在“反右”及“文革”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时先生被错误地打入“另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文革”后，我们和时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过去的故事，难免也提到“文革”中的一些境遇，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不好，甚至对那些说了过头话、做了过头事的人，时先生也没有一句怨言，总说他们年轻，不能怪他们。

时先生每次获奖，都把奖金全部分给大家。时先生1998年获何梁何利奖，在不多的奖金中坚持送我1万港元。起初我不肯要，时先生却说，你们都作出了贡献，应该拿。当时，大家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况且时先生家里子女多，经济并不宽裕。

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笔钱虽然在不断贬值，但我们一分钱都舍不得动。徐南平和其他同学们也一样，一直将时先生所给的钱珍藏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永远的精神寄托。

时先生对官职、金钱和个人荣誉看得很轻，但却始终坚守着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抗战爆发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即将完成博士学业的他，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和优裕的生活待遇，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携妻带子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投身救亡。

早在1956年初，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

2001年2月16日下午，90岁高龄的时先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时先生激动地说：“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入党的夙愿，是我最幸福的事情。”若不是坚信共产党是世界上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90多岁的老人怎会如此执着？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周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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