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跃忆高考：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郝跃

郝跃

1958年3月生于重庆市，1982年毕业于西安子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199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国际IEEE学会高级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主任，国家中长期规划纲要“核心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产品”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子科学与技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九三学社陕西省十三届主任委员。

2010年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2013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再推迟几年，或许我就扎根西双版纳了……

每当记忆长河中高考经历的波澜荡起，多年前头顶那方彩云之南缀满星的夜空便浮现在脑海，明亮，深远……

每个人的生涯始终都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恢复高考，是国家当年从失常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发展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了社会价值观，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巨变。

当年，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程度无以复加，要将逝去的时间夺回来，学好知识技能，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祖国添砖加瓦，成为迈入象牙塔的青年人心中最强烈的精神信念！

“5分+绵羊”少年

与一捆没人要的数理化书

我祖籍安徽淮北阜阳，一个不富裕的地方；我出生在重庆，在重庆长大。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受到家庭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一名军人，从老家出来当兵打天下，他没多少文化，但人生经历却告诉他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对我要求很严格；我妈妈上过学，是学地质的，后来又在地质学校工作，对我和两个妹妹的教育十分重视。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革”期间，父母都受到冲击，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也常常被批斗，关牛棚。整整十年，没有人照顾我们，没有人与我们交流，也没有人教育我们，只有我和两个妹妹在家。所幸的是，家里有整整一屋子的书。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多少个夜晚，都是这些书陪伴着我们度过的。

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环境、特殊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从小的性格，就是“5分+绵羊”类型——学习很好、从不造反，看书写日记，把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喜欢读书，喜欢学术，这种思想从小就扎根在我头脑里了。父母虽然受到过冲击，但对我们的党忠贞不渝，这种世界观对我影响很深。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因年龄小而无法进入工厂，不过我自初中起就痴迷无线，于是在学校义务当起了工，修理发机、动机、汽车子器件……

本想等年龄够了就去务工，然而，历史再一次调转了我人生的船头——那一年，我也成为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一员，下乡走入了云南昆明半山区的农村。

过了一年左右，我便当上了知青生产队的队长。原因很简单，因为同去的80多人大都初中毕业，高中生很少。大队支书说：你文化水平高，那你就当队长吧。这个队长当得稀里糊涂的，不是我自己主动争取的。

农村异常艰苦的生活与高强度的劳动，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练是严酷的。在繁重的劳动锻炼中，我经受着不曾有过的洗礼，这也使我的“绵羊”性格慢慢地发生了改变。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我下乡那个大队，当时有一个图书阅览室，队里准备把它改造成仓库。至于那些藏书，反正没用了，谁想要谁就去拿。那天白天的时候我有别的事，没去拿书，等到晚上去的时候，发现所有书柜都被翻过了，尤其是像《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解放军文艺》等小说、杂志，被拿得精光，唯独剩下的就是台子上的数理化书籍，一本都没动。

当时虽然身在农村，但我读书的心仍然没死，看着那堆别人不要的数理化书籍，我每样都拿了一本，用草绳随意一捆，拎回当知青时的家里，顺手丢进了床下的箱子。

未曾想到，这捆书日后竟会派上大用场。

在云南的农村，劳动之余，最惬意的莫过于仰望头顶的天高云淡，尤其一入夜，伸手就好像能摘到星辰！就这样，我在不安与期待中懵懵懂懂地度着日子……

1976年，我随着青年大军招工，被招到西双版纳的地质队，当起勘探工人。没过多久，又因工基础扎实，被调到地质大队去当工。

其间，我还参加过西双版纳景洪县“工大比武”，就是踩着登高板登线杆，看谁快。那时的我乐在其中。

争分夺秒，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当1977年10月21日听到公布高考恢复的消息，“我要上学”的念头竟如此强烈！自己一夜之间好像变成了高玉宝。

距离12月10日开始考试，仅有40多天备考，必须与时间赛跑！

我突然记起了从插队农村带来的那捆数理化书籍。因为“文革”快10年了，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这时候很多人想复习高考，却找不到资料，我的这套不到10公分高的铅字书，竟成了当时高价也买不来的宝贝。

那时候，白天坚持工作，因刚出《毛选》五卷，所有地质队员们晚上冲凉后要拿着板凳去参加集体学习。当年地质队员住的是用两米高席子一间间隔开、房顶一排相通的茅草棚宿舍，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也不敢开灯，只有等别人都休息了，大约每晚9点半以后，才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文化课到凌晨两三点钟。

恢复高考时，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火把，由此也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

当时我们地质系统有300多人去考大学，考上的就两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段经历告诉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有好的结果。

学在西，做一颗祖国的螺丝钉

以自己的高考成绩，当时的我确实可以选择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但是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年轻人心中充满了对革命的向往，当时就觉得陕西延安是革命圣地，而西安离延安不远，再看看这个学校的介绍，还是所军校，而且专业又是我喜欢的半导体——

就是这些简单、质朴的原因和信念，让我选择了西（原名：西北讯工程学院）。

到了西以后，我很快就被这所历史厚重，对国家、对军队和对人民责任感非常强烈的大学所吸引。

1978年2月，刚下火车时迎面袭来的大西北的刺骨寒风，着实给了我这个从热带来的20岁南方青年一个“下马威”。但我心里是火热的，信念决定了一切——要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

在西争分夺秒的学习情形，成为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