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校长的烦恼

 
 
一位大学校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陆琦

“我每年只能出国一次，而且从踏出国门到回国不能超过5天。一个国际大学校长论坛，要不参加开幕式，要不参加闭幕式，没法全程参会。”眼前的这位大学校长显得很无奈。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直言，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还需要更加精准、更加创新。

两年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放管服”新政为高校扩大办学自主权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新的发展空间。

不过，熊思东告诉记者，目前师生对高校行政管理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感觉还有些不顺畅。在他看来，“放管服”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高等教育有很多特殊性，要针对高等教育的具体需求来设计高教领域的“放管服”。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在管理上，高校需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自主权，要能够根据多元的社会需求去设定专业、引进教师、制定培养方案，进而形成特色专业，以此来构筑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可实际上，大学真的要新设一个专业或者撤销一个专业，程序还是很复杂的。”熊思东说。

说到科学研究方面，熊思东坦言，尽管这两年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科研人员“买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了”，可是部门间的协调还是不畅通，科技部出台的政策管不了审计和财务部门。

“又如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部、知识产权局给了很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推行不下去。科研成果是国有资产，作为职务发明，科研人员究竟能占多大的份额？”熊思东无奈地说，这些政策看上去很美，但是执行起来很困难。

“政策之间的协调，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放管服’。”他说。

大学是学术单位，行政管理是为了实现大学的教育和科研目标。“然而，现在基本上简单地把大学当成一个政府机关来管理。”熊思东说。

以大学校长为例，按照规定，副部级的大学校长每年只能出国一次。但在校长身份之外，熊思东还要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这让他感到困惑：“教育要跟同行交流，科研要参加学术会议，可这些我都做不到。”

一校之长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师生。作为地方高校，苏州大学师生的出国手续都要去省会南京办理，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熊思东粗略估算过，每年为了出国交流办手续而奔走在路上的师生超过5000人次。

对此，熊思东建议，对于规模比较大又不在省会城市的学校应该给予部分外事事务权。

“大水漫灌式的‘放管服’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要结合单位、行业的具体实际，进行精准、创新的‘放管服’。”熊思东说，“所谓精准，就是针对具体问题；所谓创新，就是对过去‘放管服’框架性政策没有覆盖的方面允许部分单位进行尝试。”

“苏州大学很愿意作为试点单位，来探索真正适合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创新。”熊思东说。

《中国科学报》 (2019-03-07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