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障数字生命技术始终向善(2)

技术的发展伴随着“科技平权”。人们不再需要自己去了解、学习AI技术，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复刻已逝亲人。在某购物平台上，提供AI“复活”服务的商家已不可计数，成交量最多的一家店铺的成交量已达几百单。

“商家交付快，还原度也很高。家人看了都很感动，价格也实惠。”一位买家这样留言。

数据成为制作数字人最大“卡点”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有关AI克隆数字人的服务售价可谓是千差万别。少则几十元，多则几万元。售价在一百元内的，基本功能局限于让照片“动起来”，数字形象的说话效果比较僵硬，声音也是固定模板。几百元价位的产品一般可以做到克隆音色，整体形象贴合度也相应提高，但并不能与用户进行交流。真正可以与用户进行交互的产品，售价往往在千元以上。

在司马华鹏看来，不同价位的产品体现了技术的代际差异：“数字永生一共分为三个阶段。AI克隆数字人技术经历的前两个发展阶段——数字孪生与数字原生，已经比较成熟。”

数字孪生可以被形象地理解为“画皮”，即通过对形象、声音的克隆，实现人类肉体的数字映射。这是最基础的一步，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能让数字人惟妙惟肖。前不久，刘强东的数字形象“采销东哥”就令网友们直呼“太逼真了”。视频中，“采销东哥”不仅还原了本人的口音和口头禅，连细微的小动作也模仿得十分到位，让人一时难以分清这究竟是真人还是数字人。

数字原生是更高级的阶段，也谓“画骨”。这个阶段意味着数字人能够一定程度上模仿人类的知识体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目前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就拥有一个可以与人类正常对话的数字分身。大模型通过对周鸿祎相关书籍、讲话稿、开会记录、采访等大量资料的学习训练，实现了对本人思想、逻辑的部分模仿。

无论是“画皮”还是“画骨”，多位业内人士提到，数据量对模仿效果起着关键作用。“给大模型投喂的资料越多，数字人就越像本人。这如同写一本人物传记，作者对人物跟踪、观察的时间越长，传记就越真实地贴近本人。”司马华鹏说，他接触的客户中，有少数人以提供人物自传的方式去“投喂”大模型，更多的是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来丰富人物经历。

“他出生在哪里？在哪里上学？在哪里打拼？在哪里落地生根？”孙凯向记者介绍了几个常规问题。他透露，想要数字人更贴近本人，至少需要回答上百个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实现对人思维的模拟，必须依赖大量的数据。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克隆数字人最缺的就是数据。张泽伟是南京一家数字人创业团队——超级头脑工作室的创始人。作为数字永生派，他不仅给自己制作了数字人，而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留存资料。“我会隔三岔五把自己的一些资料‘投喂’给机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后代留下一些记忆和思想。”

为获取更多数据，有业内人士提出用“人生记录仪”的硬件设备来记录个人生活资料，提供给大模型进行训练。但张泽伟认为这种方式并不现实：“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上传自己生活的各类细节。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时刻带着记录仪，很可能对人们的正常社交造成障碍。”

实际上，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是一把双刃剑。“数据不仅关乎克隆效果，目前数字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也是因不当获取、使用数据造成的。如未经同意使用他人数据克隆数字人，就会侵犯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飞指出，虽然自然人死后不再享有作为民事权利的肖像权，但是这不代表其肖像可以被任意使用。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死者的肖像、隐私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