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福初忆高考：再穷再苦也不放弃读书
■贺福初
贺福初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10月进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主要从事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学与系统生物学研究，倡导并领衔了人类第一个组织、器官的“肝脏蛋白质组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领导大型国际合作计划，Nature、Science、Nat Biotechnol等国际著名杂志给予高度评价。率先提出了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科学目标与技术路线，并领导揭示了人体首个器官（肝脏）的蛋白质组表达谱、乙酰化修饰谱及其相互作用连锁图、亚细胞器定位图；发现蛋白质组构成及丰度分布的三大规律：进化律、结构律和功能律。主持撰写人类第一个器官（肝脏）的蛋白质组专著The Liver Proteome。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分别是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1977年高考时，15岁的我还是高一学生，被校长的一句玩笑话鼓动参加了高考，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全县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
当时，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等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我对北京大学有所向往，便放弃了武汉大学，准备来年再考。
没想到，第二年看似囊中取物的高考，却因一个又一个的意外而让过程变得跌宕起伏。
再穷再苦也不放弃读书
我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农耕之家，家族世代务农，父母大字不识。政治的动乱、社会的动荡伴随着我的童年。在家中我排行老四，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哥被伯父收养，姐已出嫁，三哥夭折）。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粮食分配按劳动力的工分计算。我父亲虽上了年纪，但勤耕苦作仍相当于一个半劳力，母亲虽为家庭主妇，但内外兼顾也算一个劳动力，我上初中后坚持半耕半读，也挣到一个完整劳动力的工分。但家中按三个半劳动力分配到的口粮，根本不足以支撑6口人。
雪上加霜的是，“文革”期间，我们县是农业学大寨“红旗县”。为了保证每年给国家上交的粮食逐年递增，遇到天灾产量下降时，生产队只得将本来已很紧巴的部分口粮上交。为了生活，母亲和我们迫不得已偷偷出去要饭。县里出于政治影响，不让外出要饭，我们只得穿着体面的衣服扮作走亲戚到邻县要饭。结果又因为穿得不像要饭的而遭人怀疑，因此必须要与别人诉说清楚家中的苦境，常常是话未出口就已泪流满面。
那个时候我既期待开学，又怕开学。期待开学有书可读但又怕交不起学杂费。虽然我们兄妹3人学杂费不到10元，但对于务农、一年到头根本分不到10元的父母亲来说，却是天文数字。无奈中，父母亲后来想到了养母猪、卖猪仔筹学费的办法。但好景不长，连续两场猪瘟几近中断了我们的求学旅程。最后，父亲只好当掉了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战利品，给了我们上学的机会。
为减轻家里压力，自12岁起，我利用每年4个假期以及每天早上的出工和周末的一天半时间，半耕半读，这样一年可以挣出养活我一个人的工分。假期往往是农活最忙的季节，是挣工分的最好时机。虽然我年纪不大，却是割谷、插秧的一把好手，有时一天可赚三十来个工分。
南方的夏天潮湿炎热，收割与插秧都在水田，烈日把水田中的泥水晒得烫人，中午最热的时候，水温甚至可以达到五六十度。再加上泥水中化肥、农药等的长期高温浸泡，蚊虫、蚂蟥等的反复叮咬，每个人的双脚、双腿和双手都是溃烂的。晚上抹上药，第二天再继续干。
劳动间隙，我总爱捧着书本。其实，当时正值“白卷英雄”当道，“反潮流闯将”走红，社会上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风气。受这种氛围影响，我周围很多同学主动辍学回家务农，这样不仅可挣工分养活自己，还可帮衬家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就是读书再看不到出路，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只有一个心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和家里度过了最难熬的岁月。
说是在学校学习，其实并没有系统地上课。我上初中时有3个班，即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文体班。因我从小就是文艺骨干，唱歌跳舞都较擅长，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文体班，后来还当上了学校乃至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队长。
在全县会演中，我带领公社宣传队夺得第一名。因个人表现突出，经反复考核，我被县文工团录取。这对一个农村少年来说，无疑是跳出“农门”的难得机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父母喜不自禁。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立刻去报到。因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一片欢腾，各省市县都组织文艺汇演。作为队长，我先是忙着带队参加各类汇演，接着又带队下乡去各大队、生产队慰问演出。
当慰问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公社的知青点传出了风声——可能要恢复高考。听到消息后，我向父母通报了自己的冒险决定，放弃已经到手的进县文工团的机会，等待不知何时才会真正恢复的高考。
高一考生成“黑马”
因为我是文体骨干，初中的学校推荐我上了高中的文体班，这样，我从红卫兵营营长，成为了公社联校的红卫兵团团长，粉碎“四人帮”后改为学生会主席。
记得1977年8月30日，我们原本商议好召集学生会干部讨论新学年的组织工作，但当时全公社举行高考摸底考试，占用了我们的会场。校长开玩笑说让我一道考。
于是，刚刚步入高中的我，没作任何准备，与老三届等往届高考生共四五百人一起参加了这场高考摸底考试。成绩出来，我的数理化成绩居然均是全公社第一，我一下子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黑马”。
接下来，我作为高一在校生代表，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考上武汉大学，无意中成为常德地区在校生考上名牌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唯一者。
但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此前没有经过系统的中学教育，如果此时急于求成，将来一定难成大器，又因为我对北京大学的向往，于是果断放弃了众人求之不得的名牌大学深造的机会，甘冒风险，继续高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