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学文化？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学文化？  
 

■李侠

科学文化是自近代科学复兴以来，基于科学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

科学文化作为文化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在与各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竞争中胜出，是由科学文化所呈现出的生产力与释放出的自由与福祉决定的。

这就涉及到文化的比较与演化问题。如何判断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呢？其判据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C1与C2之间，如果C1比C2优秀，主要的判据有两点：其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C1比C2呈现出更高的生产力；其二，对于个体而言，如果生活在C1比生活在C2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福祉和尊严，那么，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说文化C1比文化C2优秀。

科学在短短的四百年间所创造的奇迹，完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样貌。

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所指出：从耕犁的发明到学会用马拖犁，人们花了四千年时间，而从第一架飞机成功上天到人类登上月球只用了65年。

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黛尔德拉·麦克洛斯基（Deirdre MeCloskey）称作“伟大的事实”。

那些由诸多伟大事实堆积起来的社会，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高地，自然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形塑人们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一种进步的认知模式与习性，而这些的总合就构成了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集，它的结构与传统文化的结构是趋同的。

基于这种分析，可以把科学文化的结构分为四层，最外层的是科学的器物文化，然后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科学的规范文化与最内层的科学价值观构成。

科学的器物文化主要是指基于最新科技成果所产出的知识产品，由于其效能，这一部分已经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得到普遍接受；科学的制度文化是指，为使科学事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建制与制度安排，如各国或集中或分散的科技体制、形式各异的评价机制等；科学的规范文化是指科学事业自身所独具的精神气质与规定，按照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它包含四种精神气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以及原创性等，尤其是其普遍主义规范，更是强调了科学的非个人性特征，这也是科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源所在；科学的价值观是指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这一理念也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核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包含儒释道内容的儒化文化，这种文化在其近2000年的发展中，早已把其生产力功能释放殆尽。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很难产出任何新颖的发现，助推社会文明的进步。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种文化就其生产功能而言，处于整体边际产出为负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按照科学哲学家拉卡托司的说法，其硬核、保护带与启发法都已经陷入退化阶段。

为了激活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使其从退化状态转化为进化状态，必须对其保护带进行重建，否则，这种退化的文化纲领非但不能带领整个族群进入进步状态，反而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进而沦为依靠封闭保守维系其生命的状态。

到那时，这种退化纲领就成为思想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新思想可以产生，任何个体在这种文化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整体麻醉与制度惰性下，个体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退化，即便意识到也只剩下自卑、疏离与反抗，各种原教旨主义都是这种情况的展现。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从外部引入新的要素，打破原有文化的惯性、黏性与僵化的平衡，使其重新焕发活力。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目标呢？科学文化的引入就是唯一可采用的低阻力路径。

按照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说法，文化的传递是通过文化基因的复制实现的。由此引申出一个概念：文化基因池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