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刚院士忆高考：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人生新旅
■孙世刚
孙世刚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长期从事化学和表界面科学研究，提出催化活性位的结构模型，揭示了表面原子排列结构与催化性能的构效关系，发展了高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的化学原位红外反射光谱方法，系统研究催化过程，阐明了多种有机小分子与铂极表面相互作用的机制，创建了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成功破解高表面能纳米晶制备的难题，首次制备出由高指数晶面围成的高表面能铂二十四面体纳米晶，显著提高了铂催化剂的活性。曾获国际化学会Brian Conway奖章、中国化学贡献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收到厦门大学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招生老师亲切地写道：“本来您没有报我们学校，也许接到通知书又高兴又奇怪。”他解释了把我调剂到这所学校的原因，也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和欢迎。这封信我至今还留在身边。
我家在四川一个叫作“万县”的小县城（今重庆万州）。厦门在哪里，我从没听说过。四川话管“厦门”叫“耍门”，乡亲们还拿我打趣，说我考上了一所玩耍的大学。
就这样，我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那时我并不知道，厦门大学将是我数十年扎根的地方。
领教到知识的力量
我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我和两个妹妹还小的时候，他们就双双下乡去了。当时下乡干部的子女都托管在县委机关幼儿园。所以说来好笑，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都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后来幼儿园拆掉了，我又借住在别人家里。
1966年我读完了6年小学，但初中才上了半年，就碰上“文革”。一部分老师坚守在教室里上课，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只知道没人管了，都在走廊里打闹玩耍。这段时间的学业就这么荒废了。
初中毕业后，不到16岁的我开始了“上山下乡”。村里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我年纪也小，个头也小，总被安排和妇女同志一起干活。后来，生产队长终于想出了一份适合我的活计：每天早上举个扩音筒给大家读报纸，宣传时事政治。我也通过这份工作认了不少字，积累了一些语文知识。
1972年，区里要修一条公路连接各个公社，请来了县里的一支交通大队，需要找几个知青帮忙。尽管我只有小学知识水平，但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人，就被选中了。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拿着标尺跟在队长后面，他选定路线后，工人打一个桩，我就过去把标尺立在桩上，再由后面的人测量。
每天晚上，几个技术人员都忙于计算造价、土方等。我感到十分神奇。这些技术人员还聊天，说现在参加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什么都没学到，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我听得心下一惊，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
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复出抓教育，学习潮再次涌起。不少学校都要新招一批学生，我决定参加考试，争取学习的机会。
大多数学校的入学考试都考数理化，我基础不好，就选择了只考语文的农业学校。大概是得益于那段读报纸的经历，我幸运地被一所省重点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了，分配到农业机械化专业。这个专业的课程很扎实，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工程力学、机械制图、农业机械维护管理等。毕业时我甚至还拿到了拖拉机驾驶证。
从学校出来后，我开始在县区的农业机械化管理站上班。一天，管理站附近农机修理厂的一位老师傅来找我，说动机坏了，他按经验修理后转不起来。我给他仔细讲了其中原理，也建议了解决方案。但动机是公家财产，老师傅不敢轻易采纳他从未听说过的方案，犹豫再三还是走了。
没过几天，老师傅又回来了。这次我俩一起动手，当闸合上的瞬间，动机立刻转了起来。我们俩都很高兴。
这件事让我出了名，周围的工人有什么要修的都来找我。我又一次领教到知识的力量——我并未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就学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迫切地希望学到更多知识，于是找来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把大学的代数、微积分和磁学基本都自学了一遍。
我们家出了三个大学生
1974年到1977年，我到县里的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叫“研究所”，我做的却是非常基础的工作，跟科研毫无关系。这里工作比较辛苦，我常常出差去考察煤矿，跟工人们一起进入矿井，出来时浑身都是漆黑的煤尘。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知青们大都非常激动，都说这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但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大妹妹下过乡，已经通过工农兵推荐途径上了大学；小妹妹刚刚高中毕业，成绩不错，全家都盼着她能考上大学；至于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似乎更适合留在家乡，侍奉双亲。
正因如此，我并没有专门复习备考，而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怀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
我记得很清楚，一道语文考题是默写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恰巧我们县城有个高音喇叭，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和音乐，有段时间播放的就是这首配乐的《蝶恋花》，我每天听着，不知不觉早已刻进了脑海里。
我觉得题目不算难，每门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有一次刚走出考场，一位认识的监考老师关心地问我：“你是不是题都不会做，所以这么早就出来啦？”我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反正都做完了。”
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好，就连考试结束后我都没有专门去打听成绩。
相比之下，身负众望的小妹就紧张得多，尽管她的学习基础比我好，但这一次还是落榜了。幸运的是，小妹半年后也考上了大学。
我们家一下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可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大喜事。
成了大学里的民兵连长
被厦门大学录取后，我专门去查了资料，才知道厦门有多远。那时交通不便，父母也没有能力远行送我。好在我们那儿有人在厦门当兵，我就提出和他们一起走：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转火车，辗转四五天终于到了厦门。
因为不能自主选择行程，我提前好多天到了学校，是这批考生中第一个报到的。厦大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