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龙院士忆高考：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詹文龙
詹文龙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学习。原子核物理学家，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选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七、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低能、中能、重离子核物理研究，对重离子核物理和新核素合成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在放射性束物理研究、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研制、重离子治癌、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2008、201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9年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厦门东方红纸制品厂当工人，此时距离高中毕业已经3年多了。
我深刻地记得中学时老师们的教导：读书能改变命运。虽然高考取消，我当了一名工人，但是继续读书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变过。读书，是我一直很坚持的一条路，所以当高考这扇大门打开时，我自然而然地就走进去了。
对于那一代的人来说，40年前的那场考试，不但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
爱读书的纸制品厂工人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念小学四年级。小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厦门市第四中学读书。
由于从最初的“停课闹革命”到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在初中只读了半年，高中读了大约一年。就在这仅仅不到两年的中学生涯，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件是学校把愿意读书、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专门集中在两个班级里，这对我是一件好事。第二是教我们的老师们极为负责任。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们所想的是如何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教会我们自学。我记得他们常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你们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他们讲述的充满理想、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活，让我十分向往。
中学时，我在体育运动方面一直都很活跃。因为篮球打得好，我成了区里的篮球队员，那时叫雇佣队员。也因为这个身份，后来中学停课后我被安排到厦门东方红纸制品厂当工人。
在造纸厂，我先是做制浆工。3个人负责两个纸浆池，我身体好，工作效率高，在团队中算是主力，8小时的工作量，我们一般三四个小时就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就在旁边看书，厂里的书记经常见我读书，说道：“看样子，你是个念书的料。”
坦率地说，从学生变成工人，我们当时眼界和心气儿的确比较高，甚至有些“不听话”。有时候工作完成后，要是区里有篮球比赛，我骑个自行车就去参加，打完球回家吃了饭再去工厂。其实，当制浆工的那一年半时间，我很自由。但也正因为太自由，管我们的一位老太太派我跟着汽车队去做装卸工。
那时，大家都说装卸工工作不好，干的都是重活，我想着反正自己身体好，干什么无所谓。现在看来，多亏了做装卸工的那两年半时间，让我有机会在书荒的年代找到了许多书。
装卸工需要跟着汽车到各个废旧收购站收购废旧书纸。在这期间，我收集了大量不同领域的书籍，大部分是数理化方面的，也有苏联教材、小说等。装卸途中，我有时坐在后面货厢里，有时坐在前面，利用这个空当儿看书。其他工人看到好书时，也会帮我留着。他们对我很好，吸烟喝酒的事情不会找我，也不会跟我讲不文明的话。
那个时候，大家最缺的就是书，而我却拥有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书籍，学习动力也很足，没事就自己看书，高考前我基本把大学基础数学、微分几何和物理都看完了。
临考前一周才开始紧张
回首那年的高考，我要感谢纸制品厂书记对我的鼓励。大约是在1976年，我看到很多条件好的同学都去当了兵，非常羡慕他们，想着自己身体素质强，学习成绩也不错，也想去当兵。没想到，书记却对我说，还是读书好，她告诉我“文革”前自己的孩子就是一直读书，最后考上了大学，现在已经是船长了。劝我再坚持一下，等上一年两年，说不定高考真的要来了。
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当时区里有“七·二一大学”，这是根据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指示开办的，在国内很盛行。我们区“七·二一大学”的授课老师大多来自厦门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工作是三班倒，我就晚上上班，白天去听课。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后，我觉得自己考上的问题不大。
那时，我跟几名厦门大学教职工子弟关系很好，他们找来了“文革”前17年的考试题，就连北洋时期的入学考试题也找到了。他们知道我数理化学得不错，在临考试前两三周时，也叫我过去一起学习交流。
对于那些数理化题目，我基本看完题就能说出答案，所以对于高考，我是非常自信的。
但距离考试前一周时，我所在的厦门第四中学组织复习考试，那时我才开始害怕。虽然我一看题目就能说出答案，但不会用比较正规的解题方法。这时我才发现之前自学的都是“野路子”，标准的解题步骤我不懂。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厦门市第八中学参加了高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考生特别多，我是自己去考试，考完就回家了。那两天，虽然感觉跟平常一样，但我知道这一次是改变命运的考试。
“文革”前，社会上流传着“穿草鞋和穿皮鞋之分”，意思是考上了大学你就是“穿皮鞋”的。确实，那一代人积蓄了十年的能量，对待这次高考，所有人都很认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厦门、江浙沪一带都属于准军事区状态，基本没有大的工程建设。但福建沿海一带特别重视教育，只有念书念出来，才能改变命运，否则就没有什么出路。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学生愿意学，老师愿意教。在我前后被评为院士的人，许多是来自这些地方，以至于后来到中关村工作时还遇到了一群老乡。
考完后大约二十多天，成绩出来了。当年福建省的高考录取率很低，被大学录取的考生不到百分之一。福建是先公布省外学校录取情况，再公布省内的。我报的兰州大学，所以是最早一批被录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