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答答的异地办学(2)

侯定凯指出，在办学模式转型过程中，学校内部的办学力量怎么与当地院校联动，如何更好地配合政府赋予的“一带一路”建设责任，其着力点就不能局限于对校本部办学模式的复制上。比如，师资培养见长的北师大珠海校区，需要考虑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区域环境中，与邻近的广东、香港的高水平高校在教师教育方面实现分工与合作，这也是一大挑战。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短期内，珠海校区绝不可能是北京的北师大。”别敦荣说。

响应双重政策下的产物

高校发展，政府固然有兜底的任务，但倘若一出现问题就关停，或在某段时间放任，整体来说，并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一方面鼓励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出现问题就不鼓励、不支持异地办学，这是相互矛盾的。

重重困难面前，与其更改，不如新建。那么，北师大为什么会选择将分校改为校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年年初，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开答复了第1780号政协提案——教育部对异地校区办学模式一直持审慎态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新的异地校区。教育部多次表示，对高校异地办学一直持不鼓励、不支持的基本政策。而分校改校区，没有增量，因此并没有违反教育部的这一规定。

北师大改珠海分校为珠海校区的做法也与之前教育部的一项规定吻合——2008年，《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独立学院在5年内必须与母体高校“脱钩”，或独立，或兼并，或合并到母体高校。只不过北师大独立学院合并到母体高校超出了5年期限，但鉴于这项规定的落实举步维艰，北师大此举并无伤大雅。

将异地分校改为校区，可谓巧妙地“贴合”了教育部的上述两个政策。这也使得异地办学成为一种“羞答答”的行为，因为先驱者必须绕开后来的制度限制，而后来者不再被鼓励、支持，或将失去发展机会。

不可否认，异地办学在近年的发展中存在一些乱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新圈地运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内某些知名大学之所以在异地办学，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该地提供的土地资源。“往往是分校先成立，但办学理念、师资配备等都没有跟上。”

然而，异地办学作为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辐射和共享的机制，是一种常见的途径，这种途径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基础教育领域也很普遍，不但有跨地办学，也有跨境办学。

“高校发展，政府固然有兜底的任务，但倘若一出现问题就关停，或在某段时间放任，整体来说，并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一方面鼓励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出现问题就不鼓励、不支持异地办学，这是相互矛盾的。”侯定凯说。

未来是否成趋势

在我国，“分校”和“校区”两个概念的区别何在？目前似乎并没有权威、明确的界定。对此，主管部门应该首先加以澄清。

既然北师大将异地分校改为校区合乎政策，且由此将带来招生分数、生源质量、社会声誉等方面的重大提升，一举两得的背后，未来是否会导致高校纷纷效仿？单就珠海本地而言，还有发展势头较好的吉林大学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它们是否也会尾随而“改”？

实际上，这种迹象早在北师大之前便已经有之。

比如，2016年，浙江大学与宁波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通过转设提升，以及迁建、新建学术机构等方式，成为浙江大学宁波校区。在此之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还曾开创了独立学院一本招生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