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答答的异地办学(3)

然而别敦荣看来，未来分校（主要指独立学院）改校区成为趋势的可能性并不大。以北师大为例，“北京本部有实验室，珠海未必能打造第二个相同的实验室，没有实验室，教师的科研难以开展，他们就很难在此安心带研究生。本部派少数领导、管理人员常驻珠海校区比较容易实现，但要把院士、长江学者、知名教授派去珠海常驻并不现实，更不用说靠历史积淀、传承下来的学校文化。既然平台移不动、知名学者去不了、学校文化难以移植，分校的本质就不会改变”。

对于分校改校区的趋势，侯定凯也有所担忧。

“在我国，‘分校’和‘校区’两个概念的区别何在？目前似乎并没有权威、明确的界定。对此，主管部门应该首先加以澄清。”侯定凯说，在此基础上，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由分校转向校区应具备哪些条件？除了国家和区域宏观发展的需要，相关院校及其分校本身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符合哪些标准后，才算新校区建成？“这些问题都需要由制度规定。否则，只是个案化处理，并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

异地办学观念须跟进

有需求之处，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用政策扼杀学校和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本身是不合理的。

教育部不审批设立新的异地校区，如此一刀切的政策，是否会阻碍高校探索高水平大学建设路径？

别敦荣表示，应当区别对待，尚未异地办学的单位，路径被卡死了；已异地办学的单位，主管部门鞭长莫及。校领导如果过分遵从主管部门意志，要探索高水平建设路径就容易遇到麻烦；如果校领导尊重教育需求，把政策要求和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考虑，这所高校就有生命力。

“有需求之处，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用政策扼杀学校和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本身是不合理的。”别敦荣说，“政府要做的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禁止异地办学。比如，要更多地鼓励东部高校去西部地区开设异地分校或校区，以促进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配置。”

侯定凯指出，政府需要加强的工作，不是如何禁止或鼓励某一类异地办学，而是如何强化这一办学形式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提供明确的制度指引，增强异地办学的可预期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还需要加强异地办学的第三方质量评估和监管机制。

“对异地办学观念的认知更新，关乎我国教育治理的重新定位。在教育资源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格局下，调整教育治理方式已成为一种必然。比如当前正在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修订工作，条例的修订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治理理念的创新。”侯定凯说。

他补充，从实践经验看，在异地办学过程中，标准化与个性化是一对矛盾。严格来说，异地办学中完全的“拷贝不走样”很难实现。新建立的分校或校区通常被赋予了新的办学定位和任务，承载了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探索的使命。这方面，我们应该给相关高校足够的“自由发挥”空间，政府部门应该将新校区办学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创新的一次良机，而不是传递一种强化管制的反向信号。

《中国科学报》 (2019-04-24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