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核”里的硬担当：每个人都是“名角儿”

 
“原子核”里的硬担当：每个人都是“名角儿”  
 

87岁的苏兴普怎么也不会想到，62年前的那一次工作调动，如此深刻地改变自己，以及自己后辈的命运。

1957年，苏兴普被领导找去谈话：明天调到北京工作。苏兴普问，干什么工作。领导说，到了就知道了。一头雾水的苏兴普从东北奔向北京，晚上坐着卡车来到了北京西南郊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第二天报到时才知道，他将负责我国第一台重水反应堆的核辐射防护工作。

苏兴普不会想到，这片荒凉的郊外，人才济济。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这些后来闻名中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曾在此建功立业，还有67位院士在这儿工作过，上万名科技人才从这儿走向全国核科技领域，原子能院还先后派生或援建了14个核科技骨干单位。

苏兴普不会想到，当时只有一个月大的儿子苏胜勇将来会继承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业，成为原子能院最厉害的技术能手之一。像苏兴普父子两代、甚至一家三代人都奉献给核事业的例子，在原子能院并不少见。

多年后，苏兴普和身边许多人一样，如此认识这个改变他命运的工作单位：原子能院被誉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中国核工业的摇篮”、核工业人才的“老母鸡”。

在中国核工业科技馆的展墙上，有这样一句话：原子核是原子的核心部分，直径不及原子直径的万分之一。如果把原子比作一座宫殿，原子核只有黄豆大小。借助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无论是“钱三强”，还是“苏兴普”，这些无私奉献的个体，就像原子中的“原子核”，共同开拓了中国核事业的广阔空间。

不同时代的共同担当

在原子能院，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家的印记至今犹在。关于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几段。比如这个故事——20世纪60年代，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回国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接到研制原子弹任务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以身许国，这是原子能院的精神。对于当时“一卡车一卡车”地来到原子能院的大多数人而言，“以身许国”这个词儿或许太大，他们习惯用另一个词儿来代替——埋头做事。

苏兴普1957年来到原子能院时，能做辐射防护工作的，只有他一人。这位基本不懂核知识的前电厂技术安全科负责人，边干边学，筹备队伍。到1979年他离开时，从事辐射防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有了118人。

那时候条件艰苦，整个原子能院只有一台磁带式计算机，大家排队用。“好不容易排到你，结果发现程序可能有问题，得下来去查程序，让后面的人用，查完回来继续排队。”原子能院原院长赵志祥回忆，当时他们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晚上搬个小凳子去水房，查计算机算出来的纸带。

这种艰苦奋斗、埋头做事的精神，在今天的原子能院仍然到处可见。不同时代和不同外部条件下的核科技工作者们，有着共同的担当。

4月17日22点42分，中核集团首席专家、原子能院回旋加速器研究设计中心主任张天爵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其团队的工作状态：“刚处理完实验数据回家。昨天夜里和大前天夜里，两个通宵的实验数据看起来比较符合预期。”再往前翻，是一条发于3月23日23点12分的留言：“小伙子们还在实验室熬夜，从现场传回消息判断，小线圈测磁综合精度有可能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