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官员按“老例”套取公款 如何区分主从犯(3)

　　因此，我们审理认为，田大淦在本案中固然职级最低，却是犯意的提出者，同时，他拥有签字报销发票的决定权，他的职责属于至关重要一环，无可替代，且是主要的实行犯，而范某、刘某作为率领，拥有抉择权，因此三人在配合犯法中的浸染大抵相当，均是主犯。

　　3.提起公诉后，为何对田大淦追加告状？如何对待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追加告状无法令依据的意见？

　　徐练：2019年10月30日，利川市人民查看院对田大淦以涉嫌贪污罪、纳贿罪、贿赂罪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利川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恩施州公安局原副局长范某案时发明田大淦还向范某贿赂3万元的犯法事实，遂向利川市人民查看院提出追加告状意见。利川市人民查看院颠末审查认为，田大淦为谋取不合法好处，给以国度事恋人员范某财物，得罪了《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划定，犯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该当以贿赂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由于对田大淦一案利川市人民法院尚未讯断，经与利川市监委相同，利川市人民查看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及《人民查看院刑事诉讼法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八条（现已变动为《人民查看院刑事诉讼法则》第四百二十三条）的划定，人民法院宣告讯断前，人民查看院发明漏掉同案犯法嫌疑人可能罪行的，该当要求公安构造增补移送告状可能增补侦查；对付犯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的，可以直接追加、增补告状，遂于2020年3月23日对田大淦追加告状。

　　4.田大淦等人套取公款送给郑某某的10万元为何没计入贪污数额？本案在量刑时有何思量？

　　杨辉：经审理查明，2011年农积年底，田大淦布置警务保障室副主任陈某从单元借支5万元，后田大淦在郑某某办公室将5万元送给了他，并表白这是率领布置的春节勾当经费。时隔几天后，田大淦又到郑某某家中，以贺年名义送给其现金5000元。2012年底的一天，田大淦以公事开支为由，从单元借支5万元，之后，田大淦与刘某一起到郑某某办公室将这5万元送给他。

　　从细节阐明，应解除三人傍边某小我私家可能三小我私家（范某、刘某、田大淦）配合给郑某某送钱。第一，若田大淦以小我私家名义给郑某某送钱，不会在给郑某某送5万元后，事隔几天再次给其送数额相差较大的5000元。田大淦、郑某某的供述均反应，是公安局率领给郑某某布置的春节勾当经费。第二，该当解除是由三人配合的名义给郑某某送钱，范某未参加送钱，刘某未参加2011年底送钱，且2011年、2012年给郑某某送钱时，送钱的田大淦、刘某都已表白，是公安局率领布置给郑某某的钱。

　　从行为方法来看，送给郑某某10万元的行为，与田大淦、刘某、范某三人磋商将单元资金套取据为己有的行为均是彼此独立的行为。2011年，在套取公款5万元送给郑某某后，田大淦认为范某大概也想从单元拿钱，便向范某提出局长、政委、分担财政的副政委也可以从单元拿一笔钱，因此，从此三人也实施了贪污行为。2012年送给郑某某的5万元，是三人已经从单元套取公款私分后，再磋商送给郑某某的。由此可见，三人对这10万元并无据为己有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