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状况探访(2)

　　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旸介绍说，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案件繁简分流，减少轻微刑事案件挤占有限的警力资源，提高侦查效率，促使公安机关多破疑难复杂案件，更多地打击犯罪。

　　早在2014年，江苏公安机关就在全国率先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刘旸介绍说，江苏公安全面建设一体化、智能化、精细化、合成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大力推进受立案制度改革和刑事案件由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机制改革，确保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量，对涉及青少年、社会危害轻微、嫌疑人系初犯偶犯等刑事案件，大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通过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将指派律师辩护逐步扩大到全部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中，人权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道虎介绍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后，江苏高院经向省委政法委报告，在调研总结南京地区试点基础上，起草《办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制度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等作出探索性规定。

　　“从试点情况看，这项制度还存在从宽处理如何把握、认罪认罚自愿性如何审查、指派律师制度如何操作等问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夏道虎说。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认为，这项制度变革不仅顺应了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部分借鉴但又显著区别于域外诉辩交易、控辩协商制度，带有鲜明的本土性、开创性，还对有效实施刑事诉讼案件繁简分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试点案件审查起诉期限平均缩短16.6天，同比下降33%。”刘华认为，落实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检察模式，注重发挥检察机关上接公安、下对法院的优势，在认罪认罚启动、协商、量刑建议等核心环节发挥好穿针引线的作用。要注重发挥律师的外部平衡制约作用，保障律师会见、调查取证、出庭辩护等执业权利，维护被追诉人合法诉讼权益。

　　认罪认罚从宽

　　蕴含多重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介绍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二轮试点的两年间，全国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20.55万件。

　　胡云腾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蕴含总结为五组关系：

　　两个和解，即被告人和国家的和解、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和解，体现和谐司法、恢复性司法；两个参与，被告人参与到对自己处罚的决定中，被害人参与到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指控被告人的程序中，体现了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尊重；两个节约，节约了公检法机关办案成本以及当事人的时间和费用；两个减轻，减轻国家改造犯罪的成本，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两个风险，化解罪犯报复社会的风险、降低罪犯再犯罪风险，减小犯罪分子和被害人之间二次伤害或者互害风险。

　　“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直接服务于分解案件类型的需要，确保某些疑难复杂案件精准精细审理。”胡云腾认为，要注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意这一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等相邻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司法机关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保障，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3个诉讼阶段均能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完全、清晰地知悉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从而自愿、真实地认罪认罚。”江苏高院副院长茅仲华说，要充分整合律师资源，创新值班律师服务方式，完善工作保障，使值班律师更多地参与到认罪认罚案件办理中，为案件质量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