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领导的决裂之战：霸王集团VS当当网

　　作者：高皓 安静

　　在家族企业领域，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均相对较少，但婚姻作为对家族企业影响尤为深远的重要因素，极易陷入八卦流言之中而疏于深入分析。通常而言，多段婚姻或非婚关系等均为秘而不宣、讳莫如深的家族隐私，潜伏于深宅大院之内。对外暗潮汹涌，对内却波涛澎湃。“双核心家庭”的成员之间要么积怨已久，要么暗藏严重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一旦从家族层面蔓延到企业层面，往往意味着家族战争的激烈爆发。

　　随着“家族战争：夫妻相争”系列专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在剖析每个独特的典型案例时愈见其中的微妙复杂。夫妻关系在经历百转千回之后，往往会汇集成一种极具分裂性、破坏性乃至毁灭性的力量，使曾经叱咤商场的企业家陷入家族分裂、妻离子散，甚至是家破人亡的境地。

　　既有的家族企业理论与工商管理理论尚不足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离婚案例的各种矛盾、悖论和冲突，在本组离婚家族企业双案例中，我们引入新的家庭制度理论视角，特别是迁移运用双核心家庭、离婚和重组家庭关系等理论，希望能够抽丝剥茧地剖析隐匿其中却极具破坏性的冲突动力学。

　　在“家族战争-夫妻系列”中，我们选取三组离婚案例，在前四期中，我们解读了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冲突的真功夫和地素时尚以及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的案例，本期我们解读处于漫长而痛苦离婚拉锯战中的霸王集团和当当网的案例。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离婚”涉及企业家的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意针对研究的个案窥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曲直，而是希望通过客观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业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发展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之不易的家族企业，给其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企业家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婚姻，十个有九个都有类似的矛盾甚至更激烈，对于企业家而言，工作、事业占到了全部生活80%以上，不到20%的部分才留给家庭。而在这不到20%的部分里，绝大多数又留给了孩子、老人，言下之意就是企业家的婚姻感情破不破裂无所谓。”

　　2020年8月16日晚，李国庆在微博上发出一封名为“错了就是错了”的道歉信，披露在庭审过程中俞渝发表的关于“企业家婚姻”的观点。尽显企业家的事业与婚姻生活的冷静理智的现状，也折射出可能爆发夫妻决裂之战时的强动力。这并非孤案，另一家家族企业霸王集团的陈启源和万玉华也曾上演相似的愤怒怨怼。

　　他们都曾经是双剑合璧、驰骋商界的伉俪企业家，反目后的决裂之战又都如此惊人地相似，其家族战争的演进过程都是“夫妻冲突→控制权之争→股权之争→一方退出二次创业→离婚纠纷→对簿公堂→自曝家丑”。这两家企业均是夫妻联手创业，多年沿袭相对平等的“夫妻共同领导”模式，在管理权上为联席CEO或“董事长-总经理”，对股权、控制权和经营权均有极强的影响力。在家族企业权力之争中，一方曾退出家族企业自行创业，后因股权分割或财产纠纷杀个回马枪，转身重新争夺股权和控制权，并不惜将家丑公之于众，同时发起诉讼，引发企业的公关危机。而最终结局都无可避免地将下一代家族成员（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是儿子）卷入其中，甚至对簿公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组双案例折射出相似的路径与形式，背后是穿越长达二三十年的“夫妻共同领导”模式之深层权力动态系统。在家庭与企业双系统运行的不同阶段中，夫妻权力结构和权力互动呈现出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及其背后强大的动力系统。

　　“夫妻共同领导模式”的权力动力及冲突逻辑

　　首先，我们仍以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式来复盘冲突过程，我们发现霸王与当当的三阶段、九步骤与关键事件之冲突风格不谋而合（见图1）。本组案例从现象上来看都是上升至激烈的言语和行动，甚至是（威胁）使用暴力。万玉华早在2014年1月就曾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称，陈启源动手打过她，甚至2015年还对她举刀相向。在2020年8月的离婚庭审中，李国庆也曾情绪失控，当场吼道：“再不判，我就要杀人了！”俞渝则以公开信回应：“谁给了李国庆威胁杀妻的底气？”持续多年隐匿在家庭内部的张力，最终在企业及公众面前引爆，已难收摄。

　　我们将以家庭基本人际关系取向模型（Family 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以下简称“家庭FIRO模型”）深度洞悉企业家“夫妻共同领导模式”下的双方权力的动态变化过程，再结合脆弱-压力-适应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以下简称VSA模型）来解构企业家婚姻的脆弱性、离婚的压力源，以及突破冲突压力界限阀值之后的特征。在VSA模型的压力源分析中，企业家婚姻的脆弱性除了显化为典型的五种家族冲突表现形式外，还反映在包括债务和营收等在内的公司财务数据中得以体现。在此期间典型家族冲突模式，最终导致夫妻走向旷日持久的激烈对峙和决裂之路。

　　夫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其家庭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具有共同经营企业的强烈动机。夫妻双方拥有个人和企业的独特动力，有着共同的目标、梦想和理想，共同进行决策，对公司经营和目标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形成共同领导权的结构模式。具有高度承诺的夫妻股东和经理人，能够形成更加灵活和成本更低的管理结构。

　　以李国庆-俞渝和陈启源-万玉华为典型代表的夫妻档，在家族企业领导力领域定义为“夫妻共同领导模式（Marital Leadership）”，即夫妻二人在创业过程中能力和资源互补，不分伯仲、权力相当，担任联席CEO或董事长-总经理的“双核领导”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优势是，家族企业可以获得两种不同思维并存的优势，而不必受到权力斗争、指挥混乱和利益不一致等潜在问题的影响（Amore等，2017）。有学者对意大利1900个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夫妻领导权模式与其他家族企业领导模式（例如由一位家族成员单独领导或多位家族成员共同领导等）相比，运营利润率更高，公司业绩更好，而且很难为其他模式所替代（Amore，2017）。

　　但这种模式同样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并发症：夫妻间的家庭冲突和沟通问题会更直接地传导到企业，甚至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恶化决策的质量（Byron，2005；Fincham与Beach，1999）。当这种深度融合遭遇婚姻解体危机时，就会带来更加激烈且残酷的冲突，甚至反目成仇。尤其在家族企业变革期中，冲突和张力成为常态特征（Danes与Amarapurkar，2001）。容忍一定程度的张力可以促进家族企业的变革，但长期和未解决的张力最终会影响到企业业绩、企业健康和员工关系等目标（Danes等，2002），而当张力程度升级至某个阈点上时，就可能变成极具破坏力的因素（Danes等，1999，2003）。

　　夫妻共同领导模式的FIRO权力动力学系统

　　夫妻共同领导模式是夫妻式家族企业权力结构的具体体现，基于股权结构、对企业的承诺及责任、角色定位、管理层级和决策权力等（Barnett，1988）。但夫妻共同工作、决策和权力互动的过程要更加复杂多变，从权力动力学和家庭FIRO理论等角度去洞察其中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显得更为重要。

　　权力互动是一系列家族内部流程，是由家族创造、保持并不断调整的模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这些隐含的流程塑造了家庭生活，同时与企业流程及产出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Dyer，2009），包括解决家庭问题、管理家庭关系张力和冲突过程等（Szinovacz，1987），也是家族企业中最复杂、最完整的关系之一（Helmle等，2011）。

　　李国庆在腾讯新闻《进击的梦想家》节目中有一番描述，清晰可见其与俞渝多年的权力结构及动态过程，“有时候（是）联合创始人，有时候联合总裁，有时候董事长、CFO。这时候看这种弊端，弊大于利。一起磨合，没上没下，（还是）要以一个人为主。”

　　家庭FIRO模型是在家庭基本人际关系取向（FIRO）模型基础上，应用于家族企业的权力动力学和动态变化模型（见图2）（Doherty，Colangelo与Hovander，1991）。主要包括包容性、控制性和整合性三大维度，按照其发展序列的相互作用进行展现（见表2）。

　　“夫妻共同领导”在家族企业权力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包容性是成功控制和整合管理的必要条件，重点是澄清家庭决策主体以及责任分工问题，尤其是凭借强烈的归属感以降低认知和情感冲突的可能性。解决包容性问题是成功解决问题的起点，使之清晰并达成共识，其次是控制权问题，然后是深层的人际关系问题（Danes等，2002）。往往当到底谁才是家族企业决策者的问题开始出现时，包容性张力就开始浮现，出现控制权之争，进入冲突阶段。

　　控制性维度表示冲突中影响力和权力运作的相互作用，夫妻关系在权力互动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当夫妻发生重大分歧时，控制性维度就成为权力互动的首要问题（Doherty，Colangelo与Hovander，1991）。

　　整合性维度反映了家族内部互动的深度，愿意承担风险的信任度，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等，其结果包括家庭生活质量和家族企业目标。

　　家庭FIRO模型不仅可作为深入理解夫妻式家族企业的概念模型，还可作为解决冲突的实务框架。当权力结构发生改变时，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三大维度的顺序。首先要解决包容性问题，这是家族关系的张力和冲突根源所在。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包容性问题，控制性维度就无法得到充分解决，最终更无法达到整合性的家族目标。如果家族仅将核心问题视为控制性问题，就会倾向于忽视包容性中的归属感、联通性和公平感等问题——而这些往往才是冲突的真正核心。

　　霸王案例最终以2018年7月万玉华将股权转给陈启源的方式达成和解，结束了近十年的权力之争。管理权最终由陈启源及儿子共同执掌。首先解决了包容性问题，控制性冲突自然迎刃而解，霸王进入了新一轮变革期，家族企业的权力结构和目标得以重新调整。而对于当下的李国庆和俞渝而言，正处于最激烈的包容性困境中，双方僵持不下，外显为控制权之争，无法实现整合性的家族共同目标。

　　VSA模型下的脆弱压力源及五种冲突表现

　　据腾讯深网报道，李国庆和俞渝请家庭治疗师介入已长达八年，有时儿子也会参与心理咨询和辅导。二人通过每年五次休假等方式，调整和化解分歧，挽救婚姻。家族和企业之间不断重叠的领域造成了对资源的竞争，包括家庭与企业的时间和资源等（Carr与Hmieleski，2015），最终会在夫妻式家族企业中引发负面情绪（Astrachan等，2003），削弱情感联系（Morris等，2013），最终导致离婚（Galbraith，2003）。

　　在本组案例中，我们采用脆弱-压力-适应模型（以下简称“VSA模型”）来分析离婚压力源及冲突表现（见图3）。VSA模型是家庭科学研究中应用于临床精神医学的压力模型（Zubin与Spring，1977），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行为理论、危机理论等基础，将婚姻或离婚因素归纳为三个维度，将婚姻动态过程概念化为单一模型，以解释婚姻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Paul等，2018）。

　　从社会交换视角来看，离婚受到人际关系和经济问题的影响，个人层面和情境依赖的脆弱性都会对离婚产生重要冲击，例如具有消极性格、高负面情绪等人格特质的个人更容易感受到压力。这是夫妻式家族企业本身带给家庭结构层面的脆弱性——即第一个维度“持久脆弱性”。

　　从行为视角来看，个人对婚姻的期望和看法会对离婚意图产生影响，从而受到各种来自于工作压力、家庭成员等内外部压力源的影响。家庭和企业是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和目标的领域，尤其是夫妻式家族企业会同时在这两个领域中形成脆弱性，从而最终导致离婚——即第二个维度“压力源”。

　　从危机视角来看，考验的是夫妻在面对重大压力下的适应过程，作为影响婚姻结果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即第三个维度“适应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重新构建家庭价值观和目标，建立保护机制等（Hanzal，2008；Paul等，2018）。

　　VSA模型将脆弱性和压力因素作为离婚的预测因素，而适应性行为作为婚姻稳定的预测因素（见表3）。

　　家族企业冲突包括企业/家族冲突、角色冲突、公平感冲突、身份冲突与传承冲突五个方面（见表4）。在本组双案例中，这五种冲突均在不同的冲突阶段得以显现。万玉华短短一番话充分体现了家族企业的五种冲突：“自从嫁给他，一直帮他做生意、生孩子，没有个人的时间。到今天没有一个朋友，都是在工作里面度过，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我的儿子带得跟他一样。他是把我当成赚钱的机器和生孩子的奴隶。”

　　夫妻式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正常的亲情压力之外，又增加了额外的企业压力。有研究表明，最紧张的关系将会出现在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的交叉点上，例如不公平的工作量、家族与企业之间的资源竞争等（Sharon，2006）。

　　如果夫妻关系不太紧张，则可以转化成为积极动力，但高水平的张力还是会对家族系统产生消极影响。有些家族企业的紧张关系无法轻易解决，双方解决冲突的愿望并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