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形象的建构与意义

原标题：司马迁“发愤著书”形象的建构与意义

　　 《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经典形象密切相关。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形象，一方面影响读者对《史记》文本的解读；另一方面因其特殊的产生情境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古代困厄文士的遭际与心境，从而使司马迁与《史记》成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进而促进了《史记》的传播。

　　《太史公自序》建构司马迁形象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情感表露最先在《太史公自序》中出现，此时的司马迁已经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形象。金圣叹评《太史公自序》，“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传也。故其大旨，只须前两行已尽，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却又忽然叙事者，正是其列传体也。”司马迁追溯先人之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并自信地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明确将自己与周公、孔子进行比拟，不仅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而且也充满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设想《史记》的归宿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也类比了《春秋》篇末以“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终结的模式。此外，他如实记录了司马谈临终遗言：“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文字又将这种责任感指向了当下。一是从《春秋》的结束“获麟”到司马谈的时代四百多年间没有系统的史书记载，史书出现了缺失；二是缺乏记录汉代大一统盛世局面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见，司马迁修史的责任感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既有源自家族的史官文化的影响，也有司马氏父子的文化自觉。

　　《报任安书》完成形象建构

　　 有关“发愤著书”最直接的表述出现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从李陵之祸的遭际出发，类比联想到与自身遭际十分相似的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诗》三百篇。司马迁基本阐述了“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即“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著述来抒发内心的郁结。此段文字复见于《报任安书》，显示其在司马迁心中的重要性。然而，与《太史公自序》颇为简要的历史人物罗列相比，《报任安书》则给这一主题补充了更多情感背景，也即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内容的详细介绍。他自白“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对李陵的辩解一则出于李陵平素“有国士之风”，战时又颇有战功的客观分析；二则也出于“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凄怛悼”情形下宽慰君王的忠心表达。所以，对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司马迁深感无辜。身陷囹圄，拳拳忠心无法自明，其中原委无处告愬，只落得为人所笑的下场。

　　 与《太史公自序》相比，《报任安书》增加了李陵之祸前后的经过，以及司马迁经历此次劫难的心路历程。这就使得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前后经过更加完整，特别是对其经历李陵之祸之后内心世界的自白：“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以十分真切的语言表现了内心的痛楚，字字辛酸，斑斑血迹。认识到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正是司马迁在舍生取义与苟且偷生抉择中的大背景。司马迁并非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诚如其所言：“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正是历史的责任感，使其选择了暂时的苟且偷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那种肠一日而九回的痛楚，那种宁死而不得的郁结，那种读书人忍辱含垢的羞耻充满了整篇文章。《报任安书》即是司马迁的自白书，也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控诉书。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评价《报任安书》时说：“答书大致在自白罪由，自伤惨辱，自明著史，而以谢解来书位置两头。总纳在‘舒愤懑’三字内。盖缘百三十篇中，不便放言以渎史体，特借报书，一披豁其郁勃之气耳。”从情感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有“不便放言以渎史体，特借报书”这种有意识地区别对待史书的态度。这反过来也说明，见于《史记》中的司马迁形象与《报任安书》中的司马迁形象是不同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著书是深厚历史责任下的坚守，《报任安书》则增加了更多“著书自见”“著书以偿前辱”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