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形象的建构与意义(3)

光山新闻网 采集侠 2023-08-12 14: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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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及其形象已成为后世古文家学习的典范,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集大成的明清两代。明代焦兹、陈子龙、李贽等皆继承发扬“发愤著书”说,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里谈道:“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将“发愤著书”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创作规律,并由此延伸到《水浒传》等小说的解读上。清代金圣叹、张竹坡、黄宗羲、廖燕、陈忱、蒲松龄等人在此基础上,或评点或创作,都高度推崇“发愤著书”说。金圣叹说:“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记》的经典化解读与经典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