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特点与当代价值(2)

　　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先秦是统一性制度建设初创时期。夏朝国家结构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方国部落联盟”，有人认为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无论学者如何看待，夏朝不是一个孤立的城邦国家应当是共识，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统一性要素是没有疑问的。商朝国家结构中的统一性因素在增强，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都反映商朝对方国的控制力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人认为商朝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周朝的国家结构性质也有不同意见，但以礼乐制度、分封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统一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家的发明，先秦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先秦国家统一性不断增强的关键所在。思想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统一性”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要求“定于一”“天下为一”的呼声高涨，一个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代表新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性”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即将降生。

　　秦汉至明清是统一性制度建设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创造了历史条件。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相继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各种措施，将战国以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规范划一，奠定了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的统摄地位不可动摇。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制和军机处，从郡县制到行省制，都是为了保障中央权威的贯彻实施。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没有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汉代，经过思想家推崇改造，并经汉武帝认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既满足了尊君一统的现实政治需求，又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相契合，成为历代“统一性”的思想基础。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以大一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性”理念，主张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一统”的盛世或治世。因此，历代统治者尽管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但在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调节贫富、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政策制定上，还是可以看到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延续不断的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保障。

　　统一性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出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统一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特别是秦汉以后，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共同体意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历史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紧紧融为一体。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古今不同，内涵不同，但我们应当科学借鉴“统一性”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