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牵方寸度金针

原标题：漫牵方寸度金针

　　 书法和篆刻是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两门艺术，20世纪的书法创作，优劣见仁见智；篆刻经营虽只在方寸之间，其成就却远超古人，对此评论家皆无异辞。自吴昌硕以来，杰出者指不胜屈，韩天衡先生也是开风气的大师之一。天衡先生书画印三通，篆刻尤其精绝，具体成就涉及印学、印艺、印话三个方面。

　　 相对于书法，文人留意篆刻较晚，专题研究大约开始于元代吾丘衍的《学古编》，其后诸书仍以泛论为主，直到沙孟海的《印学史》和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才开始用现代学术语言诠释印章。天衡先生最早的印学著作是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虽然有清代顾湘《篆学琐著》这样的印章文献汇编在先，《历代印学论文选》仍见选者的旨趣。不仅提要切中肯綮，细节考订、印款释文皆有可称，谢稚柳先生谓“孜孜校勘，辨析舛讹，考释疑端，得六十万言，既赡且精，诚为古今印学丛书之大观”，确非虚誉。

　　 在编选印学论文的同时，天衡先生又将印学人物的生卒及重要活动、印坛重大事件、部分印章作品，编制为《中国印学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并多次增补，迄今仍有续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偶有所得，必彻宵达旦，一一录之，身乏心劳而独多小民暴富之乐。”

　　 周亮工《印人传》将篆刻分为猛利与和平两派，前者以吴昌硕为代表，后者赵叔孺是领军人物。若以绘事为譬喻，吴昌硕是写意大师，赵叔孺则是工笔圣手。虽然两派并无轩轾，论及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创作者个性展现，工整一派稍有逊色。天衡先生出自赵叔孺弟子方介堪门下，元朱、玉印、鸟虫篆皆师承有自。而成就最终如沙孟海所言，“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更得益于方去疾先生的鼓励。

　　 在早年出版的《韩天衡印选》后记中，天衡先生讲到一则小故事，说自己23岁时以印稿请教方去疾先生，先生认真检视以后说：“你可以变啦。”韩虽然谦称“我怕基础不够”，而一粒“变”的种子从此播下，最终开花结果。我在1996年动笔写《近代印坛点将录》，引述这一事件说：“正是此一‘变’字成就韩天衡，恰如《水浒传》‘洪太尉揭开天师符’，他日倘有好事者续作此《点将录》，必取天衡坐第一把交椅无疑。”当时，有赞语说：“识韩慧眼金针度，木棉袈裟托付初。”

　　 天衡先生的篆刻、章法、刀法皆形成极富个人特色的艺术语言，尤其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并从不吝以文字和讲座的形式，将自己的心得传授。如孙慰祖先生所言：“韩老师始终在做普及的事情，尽管他在专业领域处于最前沿地位，但他热衷于做一些普及的事情，始终不忘这一点。从1984年初开始，他到学校去上课，创办面向全国的函授班。这一方面的成果，对当代篆刻，特别是几代年轻人的成长和整个中国印坛当代的技法、语言体系的构建，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性作用。”

　　 天衡先生于印学的第三项贡献是印话。与诗话一样，印话不仅仅是印人、印事的八卦掌故，只言片语间皆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供引申。印话的水平浅深与著作者的学养、识断、闻见、文采有关，早年出版的《天衡印话》可称杰作。

　　 当下是轻阅读时代，读者对长篇大论兴趣不大，中华书局推出天衡先生新著《印篆里的中国》，深入浅出地向大众介绍印学文化，正符合“笔墨随时代”的旨趣。

　　 《印篆里的中国》分为三部分，与天衡先生印学、印艺、印话三项成果对应。上编“印篆源流”，用讲谈的语气讨论印学史的关键问题，设问有趣，比如流派印章何以发端于明代，印章文化何以兴盛于江南。回答也恳切，以明清流派印兴起为例，天衡先生提到明代中后期开始古玺印收藏风气，秦汉古印谱的钤拓出版，青田石成为印材之主流，再加上文人出于“崇古闲适”目的参与篆刻游戏，于是“这几个因素凑到一起，篆刻艺术不产生第二个高峰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