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

原标题：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

经学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向度的空间。就知识类型而言，经学作为一种思想性与教化性兼备的知识体系，滋养着诗学；诗学作为一种感悟性和审美性并重的知识体系，延伸着经学。就文化传统而言，地位尊崇的经学在向下灌注着诗学的过程中延伸了文艺向度；而诗学在向上托举着经学的过程中则提升了伦理高度。故而古人既有所谓“诗篇虽小技，其原本经史”（朱彝尊《斋中读书》）与“声诗之道本乎风教”（王鸣盛《魏生诗序》）诸说，又有所谓“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与“老师钜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俞樾《余莲村劝善杂剧序》）诸论。可以说，诗学因有经学向度而更具崇高感，经学因有诗学向度而更具渗透力。

经学的“诗学向度”存在于儒家核心经典的基因和本体中。正如刘勰所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推广而言，“经”及经学都是“性灵镕匠，文章奥府”。“十三经”中除因“最附深衷”而与诗学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诗经》之外，其他十二经也触及诸多对诗学影响深远的命题。例如《周易》比类取象、《尚书》“诗言志，歌永言”、《春秋》属词比事、《左传》歌诗必类等表述就具有鲜明的表现论色彩，又如《春秋》微言大义、《左传》赋诗言志、《论语》兴观群怨等论点也涉及重要的功能论命题，而《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方法，更是成为接受论中的经典模式。

经学的“诗学向度”根源于“天人合一”且“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经学虽“天”“人”并重，但“天”只有被“人”化才能获得理解形式与功能价值。换言之，对“天”的关注本质上仍是对“人”的关注；而“诗”是公认的表现“人”的本质特征如精神、情志、心灵等最直接、最深入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王通曰：“《诗》者，民之性情也。”刘熙载综合二说，提出“诗为天人之合”（《艺概》卷二）的论断，实际是在“天”“人”并重的同时凸显了“人”的重要性，且将经学的诗学向度问题顺理成章地推演为诗学理论命题。

诗学的“经学向度”浸润于中国诗学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从《离骚》的香草美人到汉大赋的“造构文辞，终以讽劝”（《后汉书·班固传》），再到杜诗的“致君尧舜”和“大庇天下”，纯美的形式必须蕴含纯正的义理，才能具备成为经典的合法性。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五、七言古体或律体诗的创作与批评中，还进一步体现在歌谣、颂赞、词曲乃至戏剧、绘画的创作与批评中。例如，历来被视为“小道”的词，清人在尊体运动中往往从经学中寻找理论资源，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其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张惠言认为词之“低徊要眇”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相近（《词选序》），焦循更是认为词与诗一样因能补救经学导致的“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而“有益于经学不浅”（《词说一》），这些批评使诗学的经学向度内涵更加丰富。

诗学的“经学向度”根植于人类普遍的崇高心理。正如孔颖达所言：“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毛诗注疏·诗谱序》）诗之“承”义指向国政之善恶，“志”义指向关切生民之心理，“持”义指向道德情操之修养，三训相承相合，同时蕴含了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虽然中西方“诗学”的概念内涵有所区别，但是它们都旨在以富于美感和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人类的心灵、情志与道德，进而发掘人性、理性与美德。这些具有崇高感的追求，是经学的题中之义，也是诗学无法忽视的功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