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雍“以情论诗”诗学观及其阐释

原标题：陆时雍“以情论诗”诗学观及其阐释

明末文学理论家陆时雍强调诗歌要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其诗歌理念集中体现在传世的《诗镜》和《楚辞疏》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诗镜》“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而在著述《楚辞疏》的过程中，陆时雍同样将“以情论诗”的审美标准作为前提，提出了与汉代、宋代楚辞研究者不同的观点，颇有新意。

中国传统的“诗歌本体论”建立在“诗言志”这一命题下。《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有表达“思想”之意。到《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同时具有了思想、情感的双重内涵。后来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也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理论上凸显了“情感”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明人诗话虽有尊唐尊宋之别，但在诗歌抒情这一本体问题上的认识却十分一致，非常重视文学表达“情感”的功能和价值。谢榛主张“情乃诗之胚”，徐祯卿提出“因情立格”的诗学理论，公安三袁、竟陵派等“着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更是以能否表达真情感作为诗歌评判的标准。陆时雍作为明代诗话的积极参与者和发扬者，在明代“尚情”的整体文学氛围中，亦是将“情感”作为文学审美标准，贯穿其诗话创作和《楚辞》研究始终。具体而言，陆时雍“以情论诗”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诗歌“以情胜”，认为“情”是言之统帅，“通于情者，无不可言”（陆时雍《读楚辞语》）。陆氏评价屈原为骚中圣人，就是因为屈原能道尽人之“情”。“惟山有木，匠则采之，凡人有情，圣人道之。能知人之情、能言人之情、能尽人之情者，圣人也。原其圣于骚者。”（陆时雍《读楚辞语》）他认为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情”排第一，谓“婉转深至，情弗及也”。屈原在楚辞中表现出的“情”始终牵动着陆时雍，故而他循沿屈原情感变化之逻辑，用“情”将屈原作品贯穿起来，如与屈原“促膝把臂语”（张炜如《楚辞叙》）。其梳理屈原在《离骚》《九歌》《天问》中的情感变化时说：“屈原伊郁愁苦，无所发摅，而随事撰情，深其思慕。骚变而歌，歌变而问，盖不知其所至矣。”认为这都是屈原因内心愁苦无所抒发、感物生情而作的，并且情感疏泄的强度逐步增大。《离骚》一咏三叹，纠结于离去还是回还，而《九歌》则唱出了愁绪苦闷，感叹人心之难耦，至《天问》则“呵而问焉”，悲愤达到了极点。陆时雍说《惜诵》“情冤抑而莫白”，《哀郢》“痛情于郢亡”，《抽思》“怀美人”，《怀沙》“情穷语迫”，《悲回风》“思之襞也”，《思美人》“其思穷矣”，《远游》“其荡思也”，《卜居》“情隐不彰”，《大招》“有貌无情”，无不以屈原的情感发展为线索。

二是主张“致中和”，强调“文情相生”，倡导诗歌和情感相合的理念。陆时雍论诗虽重“情”，但也同时提出“情有百种，语有殊致，夫岂漫然”（陆时雍《读楚辞语》）及“诗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陆时雍《诗镜总论》），认为“情”不能肆意泛滥。这其实包含了“中和之则”的基本理念。他在评杜甫《上兜率寺》时说：“余不知诗家要高大语何用。物有长短，情有深浅。所为随物赋情，随事尽情，如是足矣。”（陆时雍《唐诗镜》）诗人只要表现出情感之真就足够了，不必求奇求异、求高大立意，真实的情感中必然含有诗歌的意蕴。“情者，诗文之的也，太过则滥，不及则伪矣。”认为表达情感是诗文创作之目的，抒情过多则滥，过少则显伪。那么，要怎么做才行呢？陆时雍说：“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诗镜总论》）情感需要通过文章来表达，而文章产生的根源则是情感，情与文相辅相成，二者相合才是最好的。其《楚辞疏·卷五》亦引扬雄“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的说法，阐明自己“情太泄而不制，语过艳而不则”的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