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2)

经学与诗学之间至少存在三座最为显眼的沟通桥梁。第一座桥梁是《诗经》学。《诗经》既是经学文本又是诗学文本，正如贺贻孙所言“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者不可与言经”（《诗触》卷一），由《诗经》学引发的四始六义、温柔敦厚、美刺比兴等命题，就是经学与诗学交融互渗的表征。第二座桥梁是音乐学。虽然《乐经》失传，但乐一直是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正如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音乐精神早已融入经学的血液中。而中国古代诗歌也离不开音乐，且不说与乐相表里、可“被之管弦”的“诗三百”和汉乐府，就是后来那些看似脱离了外在音乐形态的“纯诗”，也离不开声韵、格律等内在音乐性的支撑。第三座桥梁是音韵学。东汉时期即已萌芽的音韵学，其研究对象是《诗经》《楚辞》等诗歌文本，但同时它又隶属传统小学范畴，而小学乃经学之辅翼，朱骏声言“古无韵书，《书》《易》《诗》《骚》即韵书也”（《古今韵准自序》），表明了诗学与经学在音韵学中会通交融的情形。

三座桥梁间也有彼此互通的理路。因“《诗》者，乐之章也”（朱熹《四书或问》），故《诗经》学可与乐学通；因“《诗》三百篇，声韵之至善者也”（钱大昕《杜诗双声叠韵谱序》），故《诗经》学可与音韵学通；因“阴阳律吕相生不已，为韵学鼻祖”（钱陈群《胡少宗伯韵玉函书序》），故音韵学可与乐学通。三座桥梁所以相通之理，李塨已有所思考：“《诗》之为道，内出于言而外成于乐，言心声也，诗者言之有韵者也。”（《孙氏诗钵序》）心声、言、韵、诗、乐，构成一条链式展开的互通理路。如果将经学与诗学比作一条河流的两岸，那么两岸因《诗经》学、音乐学、音韵学这三座重要桥梁而得以交通，三座桥梁又因沟通两岸而彼此关联。就同时蕴含经学和诗学的质素而各具本体独特性来说，三座桥梁是“同质异构”的存在；就共同生长于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且起沟通作用而言，三座桥梁又是“同生共构”的存在。

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呼唤创新性的理论表达。学界在“经学与诗学”这个大课题下已经产生不少创新性的理论表达。例如，“经学之于诗学是一种生生之源的关系”（刘运好，2018年），儒学与诗学存在“同质异构现象”（李贵生，2009年），在“儒学与诗学之间”开辟文化诗学路向（李春青，2015年），在清代《诗经》学与诗学之间“找到一个新的运思空间”（孙兴义，2011年），将乾嘉时期的经学与文学视作“相互凝视”的关联域（刘奕，2012年），焦循的诗学思想与其经学思想“相互影响、同生共构”（蒋京恩，2018年），等等。大量成功的研究案例表明经学与诗学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互为向度的空间。不过，虽然学者们已关注到经学与诗学的关联域，但尚未明确指出该空间、场域内部的逻辑构型。而将经学与诗学的关系置于互为向度的空间内加以观照，并进而发现一些沟通二者的重要桥梁，可以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探寻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可将“经学诗学”作为统摄性概念。经学是以儒家核心典籍为基础，以探寻这些典籍的永恒性、合理性之精义为指向的一种“知识型”，它既是“经学诗学”的思想源泉又是其理论指归。诗学有广义与狭义二种，广义的诗学近似于“文艺学”或“美学”；至于狭义的诗学，即是诗歌之学。在实际研究中既应关注与经学相关的广义诗学的延展性，又应尊重与经学相关的狭义诗学的存在感。将“经学诗学”作为统摄性概念观照经学与诗学互为向度的空间，可以增强其中一些重要命题的分析有效性。因为它可以将大量颇具灼见的描述性表达概念化，进而使一系列相关分题归并为一个范畴清晰的合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