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暖四季 龙腾九州(2)

　　还可以从组合关系看红山文化环体玉龙的重要地位。在辽宁朝阳半拉山第12号墓发现的环体玉龙，紧相依靠的是一件石钺，下压一件玉璧，“钺璧龙”的固定组合一目了然。有类似组合的是远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固定组合是“钺璧琮”。环体玉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具有标识意义。

　　坛庙冢与玉龙凤在西辽河流域突然出现，是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等碰撞交汇产生的文明火花，其中就有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彩陶技法，并结合当地传统创造出来的彩陶龙鳞纹。仰韶文化彩陶花卉图案与红山文化龙形象的结合，是花与龙的结合。至于后世不断变化的龙形象，反映的是更大范围的多元文化的结合。

　　无论玉龙、彩陶龙还是龙与凤的组合，都是在距今5500年前后基本定型。后世的龙形象虽有变化，但大都延续5000多年前的基本形态。从堆塑、刻划、玉雕、彩绘，直到定型，龙在区域文化中既各有起源，又有北南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影响。

　　陶瓷器上的龙纹灵动奔放

　　王  澜

　　龙纹，在陶瓷发展的过程中随处可觅。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仰韶时期的鸟衔鱼纹彩陶壶、高陵杨官寨出土的庙底沟时期的“龙”纹彩陶钵，上面所绘的鱼和四足动物是否为龙，还有很多讨论空间。陶寺出土的彩绘陶盘上所绘的带鳞蛇形纹饰为蟠龙形象，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商周时期，龙纹被广泛应用于青铜器和玉器的装饰。秦汉时期，龙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画像砖和陶瓦当上，造型灵动奔放，充满张力。

　　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的白瓷，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南方的青瓷还是北方的白瓷，都不乏采用龙纹装饰的例子。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白釉双龙耳瓶，工匠将瓶之双耳巧妙制作成龙形，龙首紧衔瓶口，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五代越窑青瓷刻花龙纹碗在碗内壁剔刻出3条翻江倒海的祥龙，碗心的团龙蜷身回首，内壁的龙首尾相应，似互相追逐，写实生动，立体感强。

　　两宋是中国古代制瓷业大发展的时期，瓷窑遍布神州大地，名窑名瓷辈出，龙的形象也在这一时期得以规范化、程式化。汝窑、定窑、南宋官窑、龙泉窑、磁州窑等著名窑场都生产饰有龙纹的产品，龙纹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汝窑、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以青釉器见长，无论模印还是堆塑，龙纹在或薄或厚的釉层下若隐若现，充满神秘感。定窑在其擅长的精细白瓷上，或刻划或模印龙纹，团龙和团螭龙居多，图案严谨规范。磁州窑作为宋金元时期的民间窑厂，擅长釉下褐黑彩和剔刻技法，所饰龙纹潇洒率性，生活气息浓郁。

　　元代瓷器上的龙纹，身姿修长飘逸，神态率真稚拙。山东菏泽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磁州窑白地褐彩龙凤纹罐，龙的形象憨厚拙朴。扬州博物馆藏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以刻划技法展现一条祥龙在朵朵祥云中追逐火焰宝珠的生动场景。该瓶的两种色釉对比鲜明，深邃的霁蓝既像蔚蓝的大海，又似清澄的蓝天。

　　明清御窑瓷器的龙纹设计和制作皆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业的高水平，龙纹逐渐呈现格式化的样貌，烧制不计成本，质量精益求精。行龙、团龙、夔龙、应龙等不同形态的祥龙，或腾云驾雾，或翻江倒海，或穿行于花丛，或潜渊于莲塘。为了更好地在瓷器上表现生动的龙纹，工匠们想出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技法，既有青花、釉里红等高温釉下彩，又有红、绿、金彩等低温釉上彩，也不乏青釉、红釉、白釉、洒蓝釉等单色釉之下的刻划和模印工艺。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款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天球瓶，造型稳重端庄，其上以青花绘制云纹，以釉里红描画龙纹，青花和釉里红分别以氧化钴、氧化铜作为呈色剂，二者的最佳呈色温度差异较大，而本瓶所绘釉里红龙纹红艳沉稳，青花云纹蓝色纯正，窑工需要精确控制窑温和火焰气氛，才能同时烧制出纯正的蓝色和红色，烧造难度较高。

　　技术的精益求精和艺术的守正创新，共同成就了中国瓷器的辉煌。

　　铜梁龙舞的风采

　　刘新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