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与人的“雅集”（古悦新喜）

　　在现代形态的博物馆出现之前，古人对青铜器等古物的收藏、研究和展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古物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有哪些？人们如何保存和传播灿烂丰富的文明成果？适逢2024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火热开展，探寻博古图的审美意趣和文化意蕴，有益于从不同视角理解“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这一主题。　　　

　　“博古”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张衡《西京赋》。最早开展大规模研究古器物的活动则在宋代——公元1107年，一本记录古代青铜器的金石学著作开始编纂。约16年后，30卷的《宣和博古图》完成，著录有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商代至唐代青铜器839件，每件器物有摹绘图，并记录其尺寸、容量、重量，考证铭文，每类首列总说，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及用途渊源。图录中贯穿着“格物致知”的精神，对器物造型、纹饰、铭文的描摹与拓印，也成为博古图的先声。

　　在古代社会，私家古物的收藏与鉴赏多在书斋中进行，器物逐渐成为陈设的一部分。这些古器物既是清赏的对象，又兼具装饰空间与日常使用的功能。而绘画作品既是古物收藏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又成为收藏鉴赏活动的视觉呈现载体。于是博古图成为古代绘画常见的题材、特殊的分类。存世的博古图，以视觉的方式展现了物与人的“雅集”，其中既有摹写金石、瓷器、玉器等古器物的画作，也有表现古人鉴赏古器物的场景描写，以及将古器物与蔬果花卉结合的“花博古”，还有以人物为主的雅集群像和个人肖像作品。　　　

　　不同时代的博古图，体现着不同的治学态度。古器物鉴定具有“正经补史”的考释意义，宋人从中追求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这从宋代刘松年《博古图》、张训礼《围炉博古图》等作品中可窥一斑。明代则把古器物赏玩视为“进德精艺”的生活美学。董其昌将崇古、好古与个人修为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人们的藏物、观物、用物之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博古图创作也为之一变。　　　

　　明代杜堇《玩古图》是博古图的代表作。画面正中间有两名男子，一主一客，主人俯身凝视桌案上的古玩，客人躬身细看鼎彝。在他们的左侧，一名仆人正拿着画卷与棋盘走来。画面右后方，两名侍女正在整理桌案上的古董器物。作品中呈现的器物琳琅满目，除了带有绿色铜锈的青铜器外，另有白色、浅绿色以及带开片的瓷器、装饰繁缛的金器等。古物与画卷、棋盘、奇石假山共同映射出游心之趣与林泉之致。从画上题跋可以看出，宋代博古的深层内涵在明代有所承传——将博古视作通礼乐之源的途径。

　　博古图像还出现在肖像画中。上海博物馆藏《侯峒曾像》是明代画家曾鲸与张翀合作的肖像画。画面中，侯峒曾独坐于三面围屏的罗汉床上，前方两位童子正在整理摆放在方桌上的各种青铜器。高耸的太湖石与半现的梧桐树构成了侯峒曾身后的背景，另一旁莲池中碧叶相接，荷花亭立。侯峒曾雅好诗文古玩，肖像画比墓志铭、传记和像赞等文字叙述更加直观地体现了他的身份地位。

　　融合金石趣味与花卉技法的“花博古”，自清末以来得到不少花鸟画名家的青睐。清代，朴学大兴，大量古物出土，金石学、考据学的繁荣，令博古纹饰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广泛出现在卷轴画以及织绣、陶瓷、漆器、木雕等工艺品装饰上。博古图的画面构成样式也更为多样。把金石鼎彝拓本与传统清供题材中蔬果花卉相结合的“拓本博古画”，更是独树一帜。这类大多数需要收藏家、传拓者和画家共同合作完成的作品，不仅是别具一格的创作，更是金石文化的载体。尤其是以能体现古器物立体样态的全形拓本为主体的博古画，墨拓古拙厚重的金石韵味，与传统写意花鸟的生动鲜活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并赋予对方新的意义，相映成趣。全形拓本与花鸟画结合的创作图式逐渐流行起来，与用毛笔绘画模仿拓片效果的颖拓以及手绘器物为主体的博古画，汇聚成手法多样、形式完备、意趣独特的中国画体系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