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文献中潜心求索（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2)

　　“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不断发现并解决新问题。”项楚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着蛛丝马迹，成千上万次地纠正误录、辨明俗字，敦煌学的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已有的知识又彼此搭桥，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路径和治学领域。渐渐地，项楚的研究领域从文学扩展到语言学、文献学等。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会决定把一等奖奖章授予项楚，评语是：“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

　　项楚感慨：“一门学问入门不难，但想深入就得肯下苦功夫、甘坐‘冷板凳’。”

　　1985年，一场学术会议后，项楚见到了季羡林、王永兴、周一良、宿白等学者，他们鼓励项楚抓紧为王梵志诗校注。

　　回到成都后，项楚每写五六万字，就用航空挂号信寄到北京，前后邮寄了七八次。1987年，约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刊载，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更待后来人

　　“打牢做学问的基本功，在学术积累中触类旁通”

　　在项楚看来，对于敦煌文献的校勘和研究，学者的责任是恢复文献真貌，解释文献真意。“假如没有任何根据地随意乱说，则愈校勘愈失真，愈解释愈混乱，这真是古人之大不幸。”项楚说。

　　秉承扎实的学风，40多年来，项楚撰写出版了《敦煌文学丛考》《寒山诗注》等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先后领衔创建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0年9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后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古白话此前不受重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吕叔湘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这一学术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幸运地赶上了时代机遇。”“我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是以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为出发点进行的新探索、补正之作”……采访中，项楚细细讲述其他学者对自己的关怀和帮助。

　　而他也在不遗余力鼓励后学。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说：“在我感到迷惘困顿的时候，得到了项老师的鼓励。撰写《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时，从论文框架的构建到最后的定稿，项老师都给予悉心指导，此文后来受到了学界的肯定，对我继续学术生涯是很大的激励。”

　　每学年“敦煌文献”开课时，项楚会给学生精心挑选尚未经点校、释读或研究的敦煌卷子复印本。“我希望以此方式督促学生打牢做学问的基本功，在学术积累中触类旁通。”项楚说。

　　项楚时常勉励学生治学要谦虚，但也不能妄自菲薄，要具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如此，敦煌学才能不断焕发新光彩。

　　记者手记

　　皓首穷经  热爱不减

　　凭着对敦煌文学作品的热爱，项楚在40多年的敦煌学学术生涯里，坐“冷板凳”，啃“大部头”，心无旁骛，醉心研究，皓首穷经，热爱不减。

　　在项楚看来，和当年有限的研究条件相比，现在的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做学问所需要的专注、刻苦等意志品质却从未改变。期待更多青年学者能如项楚等老一辈学者一般，不为杂念所扰，在各自领域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作出更大贡献。

　　《 人民日报 》（ 2024年05月31日 07 版）

(责编：袁勃、赵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