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人物）(2)

1998年下半年，毕罗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喜欢逛书摊买字帖，还喜欢看大街小巷的灯箱广告，因为灯箱广告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隶书、行书尤其多。如此丰富的审美空间让毕罗大开眼界，他至今还记得在阜成门看工匠给灯箱刻字的情景。

对书法了解越多，毕罗就越渴望学习书法。1999年，毕罗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书法老师王承雄。自那时起，毕罗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练习毛笔字。直到今天，毕罗依然坚持每天濡墨写字。他说，临写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对话”。

毕罗最喜欢的书法家是欧阳询，最喜欢的书法作品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文用笔方整，字画匀称，法度严谨，高华浑朴，是楷书中的范本。“我的目标是写一手‘九成宫’风格的楷体。”毕罗笑着说。

后来，毕罗曾到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大学进修，2007年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域。

一本字帖的延展

经常临帖不仅是毕罗的个人喜好，也是他研究书法的一种方式。“临帖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经典书法作品用笔、结构、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觉，潜心临写才可能有所领悟。”毕罗说。

尽管毕罗偏爱欧体，其研究视野却颇广，用他的话说，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书法现象都关注”。然而毕罗也不愿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看来，中国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写进了书法作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现象等多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更加细微的面目。毕罗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

毕罗的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就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尊右军以翼圣教》关注《集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在书中，毕罗运用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还考究其立碑的历史背景，探讨其社会文化意义。

以书法为切入点，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等，是毕罗做学问的一种路径。而毕罗的研究并非从文本到文本，他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相信深入现场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第一次来中国起，他便开始“书法行走”，在中国各地寻访书法胜迹。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将他的所见所感与读者分享。

从湖南祁阳浯溪碑林到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代建筑，在毕罗看来，“书法行走”不仅是观摩碑刻等文物本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

2019年5月，毕罗参加中国书协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穿上汉服，在会稽山下与众多学者“兰亭雅集”，体验“曲水流觞”，并现场挥毫写下自作诗：“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这次绍兴之行，毕罗虽然没有看到书法胜迹，但身处茂林修竹之中的他，仿佛与王羲之有了更多感应。“1000多年前，王羲之看到的风景是否和我一样？”每每谈及此行，毕罗还会想起当时的思绪。

受这次活动启发，毕罗开始系统整理王羲之诗作，并于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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