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文化走进拉美（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海外中国主题书店巡礼）(2)

　　比森特看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公共汽车上经常有人靠出售糖果、圆珠笔等谋生，他受此启发，想到一个点子：或许可以在公交车上卖些报刊试试。

　　为进一步让乌拉圭读者了解中国，增加中国书刊销量，比森特委托公交车上的销售人员代销书籍。巴勃罗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图片生动形象且印刷质量好，《人民画报》和一些中国童书在公共汽车上一路畅销，受到当地群众欢迎，每个月能售卖数百份甚至上千份，销售人员也因此有了稳定的收入。此外，比森特还向乌拉圭其他省市的书店批发中国书刊。巴勃罗说：“我记得小时候每周六上午都会陪着父亲前往邮局，向外地邮寄大大小小装着中国书刊的包裹。”

　　20世纪70年代，原生书店在比森特精心经营下，销售中国书籍数量十分可观。巴勃罗举了一个例子：1973年2月5日，原生书店进口了8个包裹、近1500本来自中国的书籍，包括《毛泽东选集》《实践论》《矛盾论》《边防小哨兵》等。当时的乌拉圭总人口280万，首都人口100多万，而对于一家小书店来说，一次性收到近1500本图书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书刊在乌拉圭及邻国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与欢迎。

　　为了开展图书进出口业务，比森特曾多次受邀到访中国，亲眼目睹中国的发展变化。1966年2月25日，比森特首次踏上中国大地，先后到访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国际书店交流在乌拉圭以及拉美国家销售中国书籍的情况，并应对乌拉圭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商讨下一步的出版发行计划。这些消息对于当时并不太了解乌拉圭和拉美时局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紧接着，1967年，比森特再次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这次见面既是对父亲工作的肯定，也让他备受鼓舞。”巴勃罗说。

　　克服困难代销中国图书

　　原生书店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就客观条件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讯不发达，主要靠书信联系。一封信通过邮局从乌拉圭寄往中国后，可能需要1到2个月才能收到回信。从中国邮寄的书刊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抵达乌拉圭。交流、通讯和运输等存在的巨大困难，对比森特来说尚可解决，或者还不能称之为“困难”，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更大。1967年和1971年，原生书店两次遭到破坏。

　　后来，比森特在阿根廷租下一间办公室，再次创办原生书店。阿根廷的原生书店虽偶有散客光顾，但主要业务是向阿根廷本土书店、协会及组织代销和发行中国书籍，其中包括《中国简史》《中国哲学简史》等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

　　之后，比森特转往秘鲁。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后，他立刻与中国大使馆联系，中方邀请比森特以及家人前往中国定居。巴勃罗回忆说：“从1975年7月到1986年3月，我父亲一直常驻中国。父母在北京工作，妹妹和我也在北京上了大学。”

　　1986年，比森特离开北京返回乌拉圭，随即开始三度创业，但这次他没有选择开办书店，而是在蒙得维的亚租下一间办公室，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正式代理商的身份向乌拉圭书店、协会、学校和个人介绍及代销来自中国的西语图书。“当时在乌拉圭代销的中国图书种类很多，包括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水浒传》等。抵达乌拉圭的中国书刊经常一次就多达50箱。”巴勃罗说。“原生书店”的名字在这一时期曾使用数月，1987年后不再用这个名字发行中国书籍。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作为乌拉圭书商商会会员，比森特在接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委托后，曾参加第十届乌拉圭国际书展。尽管当时中乌之间还没有建交，但比森特因代表中国参加书展，便在书展期间挂起了五星红旗，引发现场展商和参观者的广泛关注，也凸显出比森特与中国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