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书法史的人文价值

原标题：探寻中国书法史的人文价值

上海书画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是一部努力沉潜于中国历史文化，通过考察两宋至20世纪初的书迹、书家、书体、风格、传统衍变等现象，抉微发隐，探究书法本体精神的上乘佳作。

作者莫家良教授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学术文集，是他30余年潜心书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全书由13篇书学论文组成：前6篇事关两宋，计有《〈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复兴》《宋代狂草的变革》《宋代书法中的尺牍》《宋代书法中的欧阳询传统》《南宋书法中的北宋情结》《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后7篇论述元明清及20世纪初，包括《元代篆隶书法试论》《王宠的借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借券卷〉》《〈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大字·集联·酬应——乐常在轩藏联选论》《江声写篆与乾嘉学者的篆书》《钱坫书法四论》《邓尔雅书法论叙》。全书以《兰亭》为代表的帖学和碑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主体。该书体现了作者对书法史的宏观把握，以及以小见大的治学路径。通读全书，受益匪浅。

笔墨背后的文化意义

本书作者无论是考察宋高宗推崇《兰亭序》的动因和结果，还是分析宋代尺牍收藏刊刻对文化重建的作用，无论是阐述明代王宠《借券》受历代藏家青睐的原因，或是探讨清代江声、钱坫等篆书的卓越成就，都是着眼于书法背后的学术、道德等价值支撑。他认为“中国书法本不是纯粹讲究形式美的一门艺术,更在于其笔墨背后所蕴含丰富而深邃的文化意义”。这种认识和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纵观书史，从《汉书·艺文志》对“六书”“六体”的解释，到《隋书·经籍志》把经籍文章当作“为治之具”的论断，都没有把书法看作是独立的“艺术”。《晋书》所载唐太宗在陆机、王羲之本传后的两篇史论，集中体现了唐人对文艺与治道关系的思考。《宋史》提出斯文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的价值判断（《宋史》卷319），在明清大儒如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烙有明显印记。近代王国维针对时人在书画方面的流弊，感慨“一艺之微，而风俗之盛衰见焉”。

由此可见，本书以文化视角考究书法本体，是基于对历史的充分认知。作者认为“书迹的可贵不仅在于笔画工拙，更重要是因为书者而存在的人文道德价值”。这一看法符合历史事实。苏轼书名甚高，但本书对其书法不置一词，世人推崇苏书，主要在于东坡器识、议论、文章、政事皆具“特立之志”和“迈往之气”。同样，朱熹称赞“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也是出于对忠贤流落的追想。在作者看来，宋高宗对《兰亭》心摹手追，不仅是着眼于审美，更有回归传统、追寻法统的现实意义。

言必有据的学术规范

本书作者没有以现有的艺术理论概念来阐释书法，而是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秉持“以书法作品结合文献数据进行分析”的原则，通过严谨细致地考辨，得出可信结论。行文谨守“言必有据”的学术规范。

全书注释有876条，征引的文献数量也很惊人。另附相关书法作品310幅。这些作品在佐证论文观点的同时，还能让读者欣赏书法之美。比如，通过《嘉祐二体石经》拓本图片，读者可以明白，刊刻石经是中国古代传播儒家经典的重要方式。嘉祐石经与之前的熹平、正始、开成石经一脉相承，与之后的宋高宗御书石经一样，都有重大的传播意义。同样，读者可以通过《南浦帖》来领略苏舜钦草书风范，感受北宋前期狂草“守法”与后期“尚意”的不同之处。岳飞因精忠报国名垂青史，人们往往容易把“浩荡感激”“奔蛇走虺”的大草风格与其英雄气概联系起来。但通过书中提供的岳飞尺牍拓本来看，读者更倾向于认同作者“岳飞素来景仰苏轼书法，而学习苏书”的观点。从《赐岳飞批札》中不仅能略窥高宗书风与《兰亭》的渊源关系，也可了解到宋金大战前夕，南宋如何调兵遣将合围来犯之敌。书中所附南宋吴说《尺牍》插页，笔迹虽不甚清晰，依然能体味到宋人书艺的精妙。

以小见大的治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