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里藏着十二星座(2)

《天文图》中“摩羯”头部不是古希腊的羊，也不是古印度的鳄鱼，而是变成了龙头。这个“龙头鱼身”的造型，是本土化之后的摩羯形象，在辽宋时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器物中，其形象被称为“摩羯纹”。

这个龙头鱼身的“摩羯”，后来又被称为“鱼化龙”，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另一番精彩：

科举考试，成功上岸，就好比“鱼跃龙门”，而“鱼化龙”就是鱼跃龙门时从鱼变成龙的过渡状态。你看青花瓷器上的“鱼化龙”，就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子了。

而莫高窟61窟甬道里的“十二星宫”，从人物形象到画风，都已经完成了彻底的中国化。

这两幅图虽然出自佛窟，但二十八星官的造型其实来自道教，而手持笏板、身着官服的形象，又有儒家文化身影。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佛、道、儒三家从唐代开始，逐渐互相借鉴学习。等到元末明初，甚至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提倡“三教合一”的，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道教全真派的王重阳。

早期十二星宫主要用在天文历法之中。无论是佛经、石窟壁画，还是辽人墓葬中，它总是跟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形影不离。

慢慢地，十二星座也开始从天上来到人间，被应用于各种占卜。到了北宋开保七年，也就是974年，留下了一份叫《康遵批命课》的文书，后来被发现于敦煌的藏经洞。其中有大段文字，将十二星宫和算命结合起来。这些占卜说辞，正是唐宋时期文人大谈“摩羯命苦”的理论根据。

古代“十二星座”的流行，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的圈子。但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件物品，则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文化试图“破圈”的努力。

河北邢台开元寺里有一口大铁钟，是一件金代（南方为南宋）的文物。它外壁一圈，就镌刻着“十二星宫”。

这一回，“天秤宫”里的天平，变成了中国传统的杆秤；而“双子宫”则被刻成日月图案，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将男女形象抽象为“阴阳”，然后又用日和月来代表。

最让人纳闷的是“摩羯宫”：动物的形象没有了，变成了一块石碑。思来想去，大概因为“摩羯”又被音译为“磨碣”，“碣”的意思是石头。把石头磨一磨，不就是“石碑”吗？

跟文人“玩梗”不一样，这个脑回路，属于没什么文化的底层百姓。显然，铸造大钟的工匠，很难一下子搞懂“十二星宫”原来的图案。

通过以上探索，我们了解到，古代“十二星座”不像“舶来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舶来品”的主动妥协；另一方面，咱们中华文明，有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是源源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元素，而且可以做到“为我所用”，最终使其变成自身的一部分。

从宗教到科学，“星座”二进宫

汉代以后，“十二星座”跟随佛教进入中国，主要还是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海上丝路”。

大约从明晚期开始，传教士从海上奔向东方。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带了进来。所以，在明清之际，包括十二星宫在内的星座命名系统被介绍到中国。

就像佛教传播遇到的挑战一样，在一个新的国度，这些科技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也作了妥协：中国古代命名的星宿，还是沿用旧称；没有命名的，就翻译欧洲的星座名来补充完善。

但是，这些天文知识，跟大多数科技发明一样，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所以，它们最终封存在宫廷中，没能出圈。

再到晚清，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开办新式学校、公派留学等等，这一波潮流中，我们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著作，“黄道十二宫”以新的面孔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