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地名考证及相关问题(2)

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秦封泥中出现的“苍梧、洞庭、江胡、巫黔中”等，都是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秦郡名；三晋文字中的“邯坵、龙阳、氶、辛市、狐泉、蔑”、齐文字中的“奠昜、清陵、慎鱼、武寻”、燕文字中的“东阳、中阳”、秦文字中的“义阳、门浅、定楬、蓬”等，属于县、道之名，这些都是可以用于补充传世文献记载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是提供了更明确的地理沿革信息。

例如，某些秦郡的始置时间一直存在争议，而通过出土秦文字资料的考察，可以为这些讨论提供相对明确的年代下限。据《汉志》班固自注，泰山郡、武陵郡都是西汉“高帝置”，但是岳麓秦简、里耶秦简中已经出现了“泰山守”“武陵泰守”，说明至晚在秦代这两个郡就已经设置，早于文献中的班固注说；谭其骧认为衡山郡是秦统一之后方由九江郡析置，而岳麓秦简出现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行戍衡山郡”的记载，这证明了衡山郡的设置不得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结合传世史书中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省、途径衡山郡相关记载，说明衡山郡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并非秦统一之后才析置而来。里耶秦简的一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文书中出现了“苍梧为郡九岁”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推算苍梧郡始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由此推断苍梧郡、洞庭郡均为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的结果。里耶秦简“琅邪尉徙治即默”的内容，证明了即墨郡是秦统一之后析自琅邪郡，由此纠正了以往即墨郡置于秦灭齐之时、名为“胶东郡”等误说。

秦简对郡治研究亦有推进作用。里耶秦简所记秦洞庭郡“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的文书传递路线，揭示出新武陵是洞庭郡治，而里耶木牍又可以为我们继续探讨新武陵、门浅、上衍等秦县的地望提供线索。上述这些问题，如果仅靠传世文献记载，是无法圆满解决的。

另外，有些地名上可以溯源到春秋时期、下可以系联到西汉时期，帮助我们补足县级政区沿革的链条。比如，韩国铜壶上的“隋”、三晋官印“上阳守”的“上阳”等地名，即《左传·隐公五年》记载的晋地“随”（在今山西介休市东）、《左传·僖公五年》所记之“上阳”（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这些都不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秦官印中的“束州”（今河北河间市东北），见于《汉志》勃海郡，正因为官印的文字记录，束州建置可据此提前到秦代。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资料，也为我们研究战国与秦代的郡县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地名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县名。黄盛璋共考证了兵器中出现的三晋县名47个（分别为韩12个、魏17个、赵9个，国别待定9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更进一步指出：“战国古玺不少是县一级官吏的玺印。在这时的兵器上，每每也刻有郡县官吏署名的铭文。同时，许多货币上的地名，也是县的地名。这些古文字文物，都是郡县制发展普及的实物证据。”

这些资料还提供了研究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及其变迁的史料。在这方面，带有纪年信息的兵器、铜器的价值尤为明显。铸造时间比较明确的尖足布币、三孔布币也是重要的资料。例如，通过结合三孔布币、官印等资料中的“且居、崞、当城、上艾、余吾、扶柳”等地名，我们可以勾勒出公元前249年之后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内的赵国疆域的轮廓；战国晚期韩国桓惠王、韩王安时的兵器出现地名有黄河以北的“野王、长子、彘、屯留、介”、黄河以南的“安成、襄城、新城、蔑、釐、阳翟、高都、梁”等，据此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时期在今山西、河南省境内的韩国疆域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