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地名考证及相关问题(4)

楚国鄂君启舟节中的“鄂”地长期被定在今湖北鄂州市，加之“由”“古”二字时有形近相混的情况，导致“油”字被误释为“沽（湖）”，由此误释进而提出了节铭有三条水运路线的观点，将“逾”理解为“更换水路”或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直到陈伟正确地释读为“油（淯）”，即今汉水的支流白河，舟节上半段的线路才基本得以理顺。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界未将节铭的鄂定为《汉志》南阳郡的西鄂，在当时释字水平情况下，误释“油”为“沽（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南阳盆地没有大型的湖泊水面，定为西鄂就难以解释节铭的“逾湖”之说，即便想到可能是“油”字，非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也不一定会联想到此字可以破读为《山海经》（《文选》注引）、《水经注》里的淯水。

黄盛璋在《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与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名作中说，新郑“郑韩故城”窖藏兵器的地名“平匋”就是赵国的“平匋（陶）”，在今山西文水县西南。黄文之所以会将韩国兵器上的地名“平匋”判断为赵国之“平陶”，除受限于当时材料之外，无疑是受到地名“少曲”的合文先被误释为“肖”字，进而被误解为“趙”（赵）国之“趙”的负面影响，且赵国恰好有“平匋”地名，使他产生了“郑韩故城”窖藏兵器里也有赵国兵器的错觉。1985年李家浩将“肖”改释为“少曲”之后，这个疏误就此得以纠正。河南荥阳市广武镇南城遗址发掘出土的“坪匋市、平匋仓”等陶文资料，田成方、高靖尧定为见于《水经·济水注》的“平桃城”，此说甚是，由此可见韩兵、陶文的“平匋”并非赵地之“平匋”，属于“同名异地”。

通假手段使用得当，可以为解决地理疑难问题提供钥匙。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曾提出“律例兼备”的标准，“在利用古音知识去解决考释古文字中的具体问题时，单从理论上说明某两个字可以有双声叠韵关系是不够的，最好能举出实际的例证。”“于省吾先生借用古代司法术语，把前者称为‘律’，后者称为‘例’，认为只有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转引自林沄《古文字学简论》）陈伟、朱德熙、李家浩将上述所列鄂君启舟节的“油”读为“淯”、“芸昜”读为“旬阳”，使得节铭的汉水上中游经行线路豁然明朗，是地名研究中运用通假手段的典型例证。

通假破读使用不当，也是地名考证中的常见问题。我们以《利簋》“柬”地而言，或读为“管”（在今河南郑州市），符合“律例兼备”的条件，长期被学界信从。但新邑鼎铭文说周王从今天洛阳市的“新邑”历时“二旬又四日”才抵达柬地，坂方鼎铭文记载商王到“殷”之地祭祀之后当天返回柬地，这两则路程信息都证明了“柬”地是不可能在郑州市一带的。可见，“律例兼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制约需要我们重视，否则就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判断。再比如，《古玺汇编》0147“啺攻帀鉨”齐国官印的“啺”旧多读为今山东曹县的“唐”，从这枚官印与“不其市节”同钤于一件陶器来看，“不其”在今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相应的“啺”地似乎不应远在曹县一带（今鱼台或曹县一带战国早中期属于宋国的领土，齐国只在湣王灭宋之后短暂占据过这一带）。孙刚指出，齐地“啺”应读为《左传》襄公六年“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的“棠”，在今青岛市即墨区南部，这符合其对应“不其”地点的逻辑，其说可信。

地望考订有误，最主要的表现是把时代较晚的地望误当作早期地望。这里以见于秦兵器的“平周”、三晋文字的“平州（周）”为例：《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省介休市西，学界据此认为战国时期的“平周”也应是此处。但是，根据陕西米脂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石题记所载：“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寄平造作千万岁室宅”，这里的“河内山阳尉”是墓主人生前任职的地点、所任的官职，“西河平周寿贵里”是他的籍贯，墓主人死后归葬故里，据此吴镇烽提出“平周”应在今天的米脂县境内。又根据张家山247号墓汉简《秩律》中的“平周、西都、中阳”排在《汉志》上郡之列，周振鹤据此指出，“平周、中阳”二县过去被定位于黄河以东可能是错误的。陕西神木市栏杆堡出土“中阳”秦陶文，陕西榆林市桥头峁城址出土“西都”秦陶文（《文博》2019.5），为地望考订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陕北地区被匈奴占据、部分县治从黄河以西迁至今山西省境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