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遗民”到“数字移民”，“银发族”这样跨越鸿沟(3)

　　 影响老年人数字分层的主要因素还包括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等。社会角色变化是老年期重大变化之一。退休后，老年人从以往的社会角色退出，易于产生自我概念的适应性问题。此时，如能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角色，则使用互联网的内生动力更足，自我效能感也更高。访谈中，一些从事志愿服务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更加积极主动，不但借此满足个人生活、情感、娱乐需求，还将其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工具。

　　 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主要是操持家务、照顾未成年孙辈。在扮演家庭角色的过程中，老年人数字生活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比如疫情中接送孙子女、购买生活用品都需要使用网络，一些老人为此学会了扫描二维码、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同时，互联网在老年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受访老人中有近六成不与子女同住，互联网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近在身边”的家庭成员沟通，建立虚拟的亲切感，从而弥补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体验。

　　 与上述因素相比，更重要的是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主观意愿。尽管老年人学习数字化操作会遇到诸多困难，但只要能保持学习心态，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并没有想象中难。96.1％的受访老年人赞成“活到老学到老”，只有小部分人对学会使用互联网不太自信，例如14.7％的受访者认为必须有高学历才能“玩得好智能手机”。

　　3.是什么造成了“数字排斥”

　　——老年人网络生活突出痛点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老年人的网络使用习惯，将老年群体更为深刻、广泛地卷入网络世界中。95.1%的受访老年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学习网络操作非常有必要；82.76%的受访老年人在疫情期间学会了很多新的网络操作。在疫情“倒逼”下，老年人对数字生活适应性提高，但依然面对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突出痛点。

　　 身体机能衰退。访谈中，53.16%的老年人提及最多的是视力、听觉、记忆力的下降，以及手指、关节等灵活性的降低。这些认知老化的客观因素让很多老年人“望网却步”，加之很多智能产品的设计并未充分考虑老年群体认知能力和身体功能的变化，让老人使用时颇感吃力，降低了产品的体验感和愉悦度。

　　 主体角色丧失。随着老年人脱离劳动一线，经济收入受到较大制约。生存型消费仍是大部分老年人的首要选择，用于购买接入数字空间的设备、网络付费项目的投入受限。同时，老年人在家庭中由主体角色变为从属角色，在社会上由职业角色变为闲暇角色，由此引发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老漂族”离开家乡到子女工作所在地生活后，社会角色进一步单一化，很多人会出现孤独、失落、空虚、抑郁、焦虑等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降低了投身数字生活的积极性。

　　 自我效能感低。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回避那些他们认为超过自身能力的任务和情境，而愿意承担那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胜任的事务。调研发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时较难从中获得成就感，自我效能感低，从而缺乏进入数字新生活的行动力和意志力。

　　 家庭支持缺乏。调研发现，老年人的网络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子女影响，但子女对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支持普遍不足。总是帮父母学习各种手机应用、及时解决问题的子女占比仅为7.1％，27.4％的老年人表示子女能够帮助其学习一些手机应用，57.1％的老年人表示子女只是偶尔帮助，还有8.4％的老年人表示子女不愿提供帮助。同时，子女的一些不当指导也会对老年网民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