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特色信披标准还有多远(2)

兼容性问题需要把握好。施罗德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郭炜表示，过度差异化的披露标准会增加披露主体的成本和负担，同时也不利于同类公司在不同市场的表现，国内的可持续性信息披露内容多大程度上满足海外其他市场需求有待研究。

“还需要关注可持续投资产品分类标准和披露要求的国际融合问题。”郭炜表示，一套易于理解、规则清晰的标准将有助于中国金融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随着国内未来这方面规则的完善，中国可持续投资产品将迎来蓬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ESG信息披露同时面向监管部门、投资人、利益相关者等不同主体，甚至投资人中的不同类别，各方诉求都不一样。此前，随着监管部门对企业碳排放监督管理的加强，叠加ESG信息披露标准不健全，个别企业出现“漂绿”行为。

“因此，在系统研究目前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和经验，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可持续信息披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要综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突出标准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聚焦标准的可用性。”屠光绍说。

此外，企业主体是遵循强制性披露还是自愿性披露原则，也是业内探讨的热点。“目前有的国家采取部分强制披露，有的允许自愿披露，这之外还有第三种状态，即‘不披露即解释’，介于强制和自愿之间。”屠光绍表示，我国正在从自愿阶段迈向强制和自愿之间的阶段，将来有些重要内容可能要强制性披露，比如绿色和低碳发展、气候变化影响等，其他内容则可根据发展需要，逐步在强制、自愿或者“不披露即解释”方面找到一种平衡。

“当前国际上常见的可持续信息标准都遵循重要性原则，这就意味着企业可自主选择ESG披露信息，这种主观性选择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报喜不报忧的情况。”郭炜认为，国内监管规则可以为重要性原则提供一个判断标准，比如根据重要性水平，逐步划定强制披露、半强制披露。在ESG评分上，披露质量高、披露内容充分的企业会被奖励，披露质量差、披露内容少的企业则会被惩罚，如此将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投资生态。

基础性工作有待夯实

ESG信息披露标准的建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夯实其基础，比如完善相关数据统计、尽快培育本土评级机构以及研发更多ESG评价分析工具等。

其中，评级机构是ESG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ESG服务机构已超过600家，这些机构主要负责提供ESG信息披露服务、ESG数据、评级或评价、鉴证服务等。“在我国，评级机构是制约ESG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詹余引表示，我国ESG评级机构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着两方面挑战：一是如何针对不同行业构建评级体系、指标和权重等；二是如何界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边界。

从实践来看，国际ESG评级机构在对我国企业进行评价时容易水土不服，培育更多专业的、有影响力的本土评级机构迫在眉睫。多位专家表示，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可以更多地参与讨论与协同行动，同时监管部门需要加以引导和鼓励，提高本土ESG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

高质量的ESG信披还离不开强大的数据基础作为支撑。“要尽快实现基础数据的‘车同轨书同文’。”工银瑞信基金总裁高翀认为，当前，可持续投资底层数据的披露标准还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境内外商业机构对于可持续投资基本概念还存在差异，这会导致资产管理行业在可持续投资领域产生重大的结果差别。因此，他建议在监管支持和协调下，形成可追溯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历史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