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顶层设计助基础研究跑出“加速度”

在2021量子产业大会上展示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模型新华社记者 韩旭摄

【领航定向的十年】

“我很庆幸继续从事热爱的事业，能够激励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

10年前的9月，田梅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紧锣密鼓地带学生、建团队、搭平台。此前，经过十余年学习和工作的磨砺，田梅已是世界分子影像与核医学领域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在浙江大学，她参与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模式分子影像研究基地，开启了多模式分子影像对于重大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如今在复旦大学，她是中国科学界引领推进的“人类表型组大科学计划”的骨干力量。这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生命健康领域又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

“这十年，我见证了我国的高速发展，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我对此感到荣幸且自豪。”田梅说。

田梅的故事并非个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投入持续增加，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正在形成。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关键突破口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产生一批标志性成果

8月12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由该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制的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再攀“科学高峰”——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32毫米）产生了45.22万高斯（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场，刷新了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

原世界纪录是1999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创造的，其混合磁体产生45万高斯，至今已保持纪录23年之久。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捷报频传。

在基础物理领域，我国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非常规新型手性费米子，取得大批原创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且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纪录。

在量子研究方面，我国发射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并率先实现星地间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和“祖冲之号”成功问世。

此外，我国首次实现原子级石墨烯可控折叠，提出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已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我国在基础研究中不断增长的投入密切相关。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14.6%，2021年达169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连续3年超过6%。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优异成绩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系统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我国通过优化总体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