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执行前给他一封信：如果有来生一定不会去犯罪

　　和重刑犯的7000次谈话

　　杨旭东走出看守所，作为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常卓瑾

监区办公室内挂着手铐等戒具。

每个监区门口都张贴着劝导向善的宣传画。

投送监狱前，在押人员留给管教民警的信件，写着“不要忘记我”。

　　早上是重刑犯监区最安静的时候，重刑犯依法加戴脚镣，整条通道的监室都听得见铁质的脚镣撞击地面的响声。每天早晨，像医生查房一样，杨旭东要进入监室检查，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细致检查死刑犯的脚镣，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防止发生意外。

　　有需要进行律师会见的、面临开庭的重刑犯，也将由杨旭东带着法警，路过一个个监室“提人”，所有情况里，死刑犯最不愿意面对的是执行死刑。

　　杭州市看守所分为男性监区、女性监区，每个监区内有数量不等的监室，为了安全，每个监室内有数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员。杨旭东是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

　　几年时间里，管教的工作都在为整个诉讼服务，让重刑犯平复心态、接受法律赋予他们的判决结果。

　　穿黄色衣服的人

　　看守所有严格的安全系统，进入看守所需要通过武警站岗的A、B两道铁门，这一项目被叫做“铁桶工程”，除此以外，墙上有高压电网，进入监区则需要通过掌纹锁，监室大门也有锁封闭着。

　　一进监区大门，消毒水的气味从鼻子涌进来。2004年，杨旭东刚从特警支队调职到看守所的时候，旧看守所建在山边，七层楼高。南方空气潮湿，到处是氤氲的水汽。抬头往上看，灰色的墙面、狭窄的天空，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网，站在最底层，像掉进井里被困住的青蛙。

　　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后，看守所变大了，园区内种着树，到处显得宽敞明亮。不过，对在押人员来说，监室永远是七八米高的墙壁，和从屋顶上钻出来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每天，在押人员有两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三十多平米的场地成了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日常空间。

　　还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关押在看守所，重刑犯监区的则大都是刑期长或已判决死刑的，等终审判决结果下来，他们或被送往监狱服刑，或直接被执行死刑。因此，重刑犯监区关押的也是最难管理的在押人员之一。

　　在押人员的衣服用颜色标记身份，以便对在押人员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评估。绿色是疾病人员的标志，红色意味着新进入人员，黄色是最糟糕的颜色，穿黄色的都是重刑犯。

　　到了看守所，杨旭东会问在押人员三个问题：

　　你是什么身份？

　　你为什么被抓进来？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这三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为涉嫌犯罪被抓进来，我是来改正错误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杨旭东发现，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来引起民警的关注，这样能被叫去谈话。

　　和重刑犯谈话

　　在重刑犯监区工作的时候，谈话是杨旭东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后、傍晚下班前，杨旭东都要去监室查监，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有个在押人员看见杨旭东到监室门口，把脑袋低下来了。杨旭东找他谈话，又向同监室的人打听，才知道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来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没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