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执行前给他一封信：如果有来生一定不会去犯罪(2)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来信都要经过民警的检查，透露案情的、影响在押人员情绪的会被暂时扣留，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而对在押人员来说，这是他们和家人直接联系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严格安检，带铁丝的、硬塑料的、内衣的钢圈，都要被处理掉。

　　为了安全，监室内取消了高台，勺子换成了特制的硅胶软勺，笔用的是定制的纸壳。

　　杨旭东最担心意外事故，“这会影响到审判和执行的程序。”

　　每个监室口都有两间谈话室，看起来像普通办公室，有办公桌、旋转座椅和电脑、书柜，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透明硬玻璃的墙面和正对面白色的谈话椅。透明墙面是方便隔壁房间的人随时观察动态，而谈话椅是在押人员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铁质的谈话椅扶手旁边挂着手铐，在押人员们坐在上面，要用手铐把他们和椅子临时固定在一起，以确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李红觉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会大妈，“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个个地谈话，了解案情、了解家里的情况、身体情况，如果情绪不稳定还要开导安抚。”

　　通过谈话，民警留意在押人员的情绪，监控室的黑板上，记录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收到裁决书的、律师会见的、判决刚下来的。有在押人员告诉民警张军，他讨厌自己的父母，觉得他们对自己毫不关心，法院开庭的时候，他要求父母离场才愿意开口，但是他信任张军。有在押人员告诉张军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隐秘的初恋、小时候和父亲的仇恨……民警成了他们的倾诉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张军发现，在押人员也会躲在被子里哭，会把家里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

　　张军遇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每天蜷在被子里哭，还企图自杀。张军找他谈话，反反复复劝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让他冷静下来。管教的谈话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一点”，从案子、对家庭的思念里挣脱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愿意谈话。为了在谈话时让在押人员开口，有民警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员找来了佛经，有民警为了聋哑在押人员学哑语，有民警学了医务知识和画画，杨旭东曾经辗转要来在押人员儿子的照片，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苹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国琴在看守所里给在押人员过生日。

　　那是个特殊的生日会，半个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妈妈给女儿写信，在信里“希望管教能给她一个拥抱”。杭国琴买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组织同监区十多个在押人员一起给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给杭国琴写信，说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狱后，“我会第一时间请你吃蛋糕”。

　　女性监区关押的在押人员比男性监区少一些，男性监区的墙上写着《论语》、《弟子规》，女子分所的墙上写的都是和“爱”相关的主题，教导她们“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有一面通往监室的墙，用三十多种字体写了“爱”，拼成一个巨大的爱心。

　　女警们能说上来每个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龄、家庭成员，有个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刚生下来两天就把孩子丢到外面，最后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杀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时候还没出月子，民警给她准备了红糖、红枣，每天有鸡蛋汤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