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执行前给他一封信：如果有来生一定不会去犯罪(3)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极度的恐惧情况下容易生病，感冒、发烧、心慌。有的在押人员不愿意配合治疗，“治不治也没什么意义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样劝说他们，在法律上，死刑复核还未通过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去年，看守所关押了几个在押人员，向管教反映没有书看。每个季度，在押人员还有一次买书的机会，可以自己从送来的书单里勾选书目。

　　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流程复杂，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长达数年。按照规定，民警需要对重刑犯进行每月至少两次的谈话，这意味着每个死刑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从入所，到判决、执行死刑，管教民警要进行一百多次谈话，杨旭东觉得，对他们甚至比自己的儿子都关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难管理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红劝他们，法律没有最后裁定，就还有希望。

　　有个女性在押人员，因为贩毒进了看守所，自认为不严重，几年就能出去。一审开庭后，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从法庭送回来的时候垂着头，步子缓慢，别人叫她也没反应。

　　李红每天去看看她，监室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她坐在监室内一动不动。李红找她谈话，坐在椅子上，她耷拉着头，只愿意“嗯”几声。李红着急，担心她寻短见。最后从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那里得知，她经常提到自己的小儿子。李红找了她的丈夫，小儿子还不会写字，给她在纸上画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红顺势劝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儿子，积极改造，主动立功，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监狱的时候，在押人员往往会感谢自己的管教。各个监区各有分别，刚入所进入过渡监区，而根据疾病情况或身体状况，有专门的艾滋病监区，等判决下来、还未进入监狱前，有已决监区。所以，在押人员往往待过多个监区，由不同民警管理过。在送往监狱时，会挨个叫出来民警的名字，对他们表示感谢。

　　李红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帮到她们。她记得一个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时候，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线。李红带着民警、还有她的律师轮番劝她，劝了两个多月，从她的男朋友谈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经历，王琪表现得也挺配合，什么都愿意聊，唯独问到案情，低着头不说话。

　　后来，李红打听到，女孩家庭环境复杂，小时候，被父母送了人，由养父母带大。李红找到了她的养父母，拿了几张她小时候的照片。李红告诉王琪，她被捕后，养母生了场病，每天哭着说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当天晚上检查监室的时候，王琪主动向李红报告，愿意揭发自己的上下线。

　　因为立功，王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按照法律规定，死刑犯需要戴着铁质脚镣，宣布改判那天，李红带着另一个民警，把王琪的脚镣卸掉了。

　　李红觉得自己像老师，“管的是特殊的学生，表现好我们要表扬，表现差也要严格惩罚。”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判决后，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要到哪一天被执行死刑，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知道。

　　死刑犯执行当天，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来后，一起去监区“提人”。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看起来庄重、严肃，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变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紧张。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为了他的身体好，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哭着问，“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