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领导的CDC遭遇信任危机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2)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领导下的CDC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都认为，CDC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尽管CDC官员后来出面做了一些澄清，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国家CDC员工的眼里，高福是一个乐观、外向的领导者。但他的那些“乐观”言论，在气氛紧张甚至有些凝重的抗疫初期，听起来并不合时宜。比如，在仅有的两次高福露面的发布会上，他先是称“儿童不易感”，后来很快被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事实推翻，继而他又说，“这个疫苗，我可以拍着胸脯讲，肯定会成功。”这些言论，事后被网友们挑出来反复地转发与评论。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汪华曾担任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计委副主任。他指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触。他说：与前线医生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组织协调，CDC又没有命令权。CDC能做的，就是配合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大家的焦点都在前线医生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从2003年成立伊始的风光无限，到2020年遭遇“群殴”，中国疾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质的退步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心工作。那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心，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加了慢性病防控，但最核心的工作是传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防疫站有两大职能，一是与健康相关的疾病监测、控制、宣传等，另一部分是行政监督的工作，比如发放卫生许可证。但在2003年，这里更名为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健康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心，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督所。

　　这轮改革始于2001年。那一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划出，有关卫生事业单位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集中，增加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机构就先天不足。李立明解释说，从最初成立开始，CDC就是国家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国家卫健委下面还有一个疾病预防控制局，是行政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则是业务部门。“当时，我们已启动卫生部疾控局与国家CDC整合的方案研讨，也已与中编办进入论证阶段，后因SARS疫情而停止了。”李立明回忆说。

　　这一停滞，造成了CDC在此后数年里的进一步倒退。

　　在崇文区疾控中心时，因有疫苗销售的大头收入，徐晓奇的工资有时能到一万多。后来，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尽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

　　这是因为，2012年，国务院推行事业单位改革。义务教育、基础科研与公卫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一类。李立明解释说，“公益一类”就是国家给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完成国家疾控任务，不允许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疾控前身)是公益二类，国家是差额补助，剩下的钱可以自己去挣，比如靠体检、社会检测服务挣些钱，发绩效工资，能对大家的积极性有一个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