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领导的CDC遭遇信任危机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4)

　　在学界，公共卫生的定义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心健康和效率的科学和艺术。狭义的公共卫生即指疾病的预防控制，其支撑学科是流行病学。美国CDC前主任费和平(Tom Frieden)近日撰文指出，公共卫生，而不是医疗服务，在过去的20世纪里承担起了世界健康最大的责任，这些措施范围广泛，包括控烟、疫苗、洁净用水等等。

　　然而，一位流行病学教授开玩笑说，公卫领域从业者生活在悖论里：消灭了某种疾病，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李立明也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规律，“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费和平认为，要实现各个层级的公共卫生组织的效率最大化，最重要的五个要素包括：足够的资金、数量充足且优质的人才、与其他医疗机构实体之间紧密的联系、有效的沟通以及政治支持下的技术独立。

　　对于最后一点，费和平解释说，美国CDC是离总统只有两步之遥的联邦机构(中间隔着卫生部长——编者注)，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自由，疾控中心的技术专长在美国和全球、政府内外都受到尊重。他表示，“作为CDC主任，在关键的卫生问题上，我曾向奥巴马总统汇报。这种与政府最高层直接接触的方式赋予了美国CDC权力，并确保公共卫生在国家层面得到优先重视。

　　如何改革体制？多位公卫专家的想法是一定要给予疾控机构以行政权力。就像消防一样，在疫情的处置中，有自己的决定权、处置权。对此，李立明形象地比喻说，“不可能高楼救火，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具体来说，他希望，疾控体制的改革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疾控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些年来的经费是不断下降的，因为是事业单位，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有收入，疾控人员的收入也大大下降。“所以很多疾控中心比较出色的年轻人才外流了， 这样一支队伍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张作风认为，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很重要的一点，要把疾控系统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和美国疾控中心一样。“美国疾控中心，第一，可以向外发布数据，第二，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来开始进行疾病防控。所以我建议把疾控系统纳入政府轨道，变成一个独立的政府系统，由疾控中心来负责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控制，这样可以抓住时机，及时动作，可以把疾病消灭在最开始时的萌芽状态。”

　　安徽省疾控中心原主任任军表示，疾控有很好的传统，不能轻易放弃。比如，过去有一条规定是，疾控单位的一把手，必须是公共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的专业人才。但现在好像又没有坚持这个规定了。

　　“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