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领导的CDC遭遇信任危机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3)

　　除了收入陡降，CDC的职称晋升也按编制比例被严格限定，晋升通道也堵死了。那几年，徐晓奇感到身边离开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也在2014年跳槽去了企业。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他还透露说，近些年，北大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到疾控系统来工作的只有2%，愿意选择这里的多数不是重点院校毕业生。“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要了解国内外动态并且有很强的事业心。”

　　不仅疾控从业队伍缺乏稳定性，公卫的人才储备也境况堪忧。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郝元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同学，所占比例最高也不超过30%～40%，有不少都是调剂过来的。此外，预防医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选择疾控机构的很少，他们宁可去医院做院感、科研或者去一些相关的辅助科室。

　　王宇曾表示，虽然在理论上，全民健康被放到一切的优先和一切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还难以见到落实的踪影。以财政支出为例，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原党委书记曾诚指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

　　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他的报告同时指出，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公卫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人才队伍相对薄弱，与“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匹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辽宁省2018年的疾控改革。在省级层面，辽宁省疾控中心得以保留，但地市级层面却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所等机构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但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对此，汪华就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怪CDC，就像疫苗一出事，要追责就先把疾控中心的主任撤掉，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老同志都开玩笑说，还不如回到原来的防疫站，那时候监督和监测职能放在一起。现在行政管理权没有了，什么事情都要看同级的卫生行政部门怎么决策。”

　　2017年，国家CDC主任王宇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时也不无伤感地表示，“大家毕业的时机，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传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

　　改革体制，但不仅仅是体制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就叫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就是公共健康部。但我们国家原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叫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把public给去掉了。实际上，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就应该是公共卫生即公众健康的管理。”李立明如是说。但实际上，中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将绝大部分重心放在了医疗机构的管理上。李立明强调说，体制的改革并非是破解当前中国公卫体系局面的全部密码，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