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经验：中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标准与变化(2)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SARS之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疾控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负压病房，是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经过十年的发展，负压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曾经在采访中提到，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还是信息报告系统建设。曾光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非典”后几年，在原卫生部的牵头下，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这套信息系统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

　　SARS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先后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在后来的传染病防治中开始显现作用。

　　“非典”以后，中国又经历了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已经形成。

　　2009年，在墨西哥、美国相继暴发甲型H1N1疫情后，中国政府就国内情况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及时的通报，有利于避免发生社会恐慌。原卫生部立即指导各地做好人感染猪流感的预防、控制工作。可以说，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

　　举国联防新冠肺炎

　　中国为世界筑起“第一道防线”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各级政府立即采取了严格防控措施，以抑制疫情蔓延速度。

　　疫情暴发之初，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及时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随即，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省指挥部根据国家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处置工作。各地先后出台紧急通知，禁止举办群体性聚餐和人员聚集的集体活动。随后，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先后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物业管理企业与街道、社区紧密配合，严格执行出入管理，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教育部则连续发出通知，全面部署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全国大中小学、幼儿园等开学时间推迟。

　　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严格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世卫组织专家小组认为，中国采用的非药物类疫情防控措施和经验，对卫生系统和应对疫情能力较弱的低收入国家来说“是无价的”。世卫组织官员评价说，中国在发现病例和接触者、患者护理和管理、如何准备医院和个人防护设备、感染预防和控制等方面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