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负重：焦虑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

　　冰点特稿第1183期

　　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负重”

　　今年34岁的陈扬是头顶着基本国策出生的，是“优生优育”的产物，是墙上标语“只生一个好”的那“一个”。

 

　　她享有父母全部的爱和投入，5岁学舞蹈，10岁学钢琴，她在家庭的托举下完成“向上流动”。

　　她一直是“优等生”，考上名牌大学、成家立业，顺风顺水，直到母亲患上癌症要手术，她才理解两代人的“生门”。

　　像很多独生子女一样，她被护士从产房抱出来，迎接她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又一个中国家庭的“小皇帝”诞生了。而今，母亲面临着“生门”，陈扬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她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母亲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

　　陈扬们可能是政策意义上的唯一一代独生子女，分散在约1.6亿户家庭里。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人口学家在研究时把1976年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起点。若从那时算起，诞生于政策之下的独生子女中，年龄最大的已过不惑之年。曾有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

　　如今，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步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在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调研、测算、呼吁了多年之后，终于开始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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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电话时，正是陈扬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时候。母亲做了肠镜，结果显示是肠癌。听到这个消息她出神了一两分钟，当即决定请假回家。所有的亲戚给她打电话时几乎都会哭，但她觉得还远没到要哭的时候。

　　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时，陈扬开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请几天假、带母亲去哪家医院确诊、回家要跟父母说什么话。“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所以没有时间崩溃，脑子特别清晰。”

　　她曾在别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想象跟真实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连倒班的人都没有。”

　　在一个航空母舰式的医院里，父母拿着单子根本不知道往哪走，她领着父母去不同诊室，做各种检查。

　　母亲住院手术，她和父亲陪床，白天姨妈过来替换父女俩。吃饭就是随便在医院门口对付一下。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后，她开始在家与医院间“折返跑”：上午照顾女儿起床穿衣，然后去医院陪母亲，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

　　晚上她哄女儿入睡。那段时间，两岁多的女儿学会一句话：“妈妈洗手。”因为妈妈去医院陪姥姥了，妈妈要洗手。

　　“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帮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给你添负担。你们以后孩子要管，老人要管，管不过来的。”陈扬说，“但那时我知道，这个日子提前来了。”

　　陈扬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2011-2060年间，城乡中的双独婚姻占比约为10-35%，最高概率为34%，出现在2030年；单独婚姻则基本处于40%-50%之间。

　　陈扬有同事也是“双独家庭”。结婚后，先是同事的婆婆因心脏问题住院，过了两三年，公公查出患有癌症，小两口的假期几乎都是在病榻旁度过。后来，母亲又病了，夫妻俩辗转1000多公里照顾双方父母，攒下了厚厚一沓火车票——为了省钱、省时间，他们一般坐夜里的火车回家。同事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