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负重：焦虑在父母生病那一刻被激活(6)

　　作为独生子，李鑫从小便参与家庭事务，尽管他“只有参与权、建议权但没有决策权”。小学5年级时，家里改善住房，父母会告诉他，房子多少钱，装修要花多少钱。父母的收入和家庭存款他都一清二楚。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李鑫觉得父母的视野和经历已经不再能支撑自己的选择。接触了师兄、导师、一起踢球的校友、那些“高层次的人”，他的价值观和事业心在改变，“离斯坦福很近，离家乡很远了。”

　　他在家中的地位也向“拥有决策权”转变。面对职业选择时，李鑫决定离开国企去创业公司，尽管父母“心里有一万个不同意”，认为“铁饭碗”更重要，但没能拦住他。

　　在他看来，父母在小地方生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无法给孩子提供建议，自己早已不是听从父母安排去上兴趣班的孩子了。

　　现今，父母的积蓄在他眼中已显得微薄，他帮父母做了理财规划。他成了父母认知生长的窗口。上大学之前，李鑫父母对北京没有太大的概念。他相信通过自己，父母对于清华或者对北京的熟悉程度，肯定会远远超过他身边的人。

　　李鑫羡慕多子女家庭孩子陪伴着长大的经历，但他又有很多“超出世界观”的困惑。比如他搞不懂，为什么父辈的兄弟姐妹间会因很少一点钱吵得撕破脸，但遇到家里的大事又会团结一致。

　　“我觉得我们很少会为这点东西去撕破脸，尤其是亲情。”他不知道这是否与成长在多子女家庭的经历和环境有关。“不仅是农村地区，城市里争房产这些事情少吗？”

　　在这点上，他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孤立在中间的角色”。既看不懂父辈之间的争夺，更不想看到自己孩子有类似的行为。

　　母亲生病后，陈扬观察到，母亲对亲姐妹的信任和依赖值有时远高于自己。她向母亲解释很多次“化疗前的这个药是提升免疫力、保护细胞的”，母亲没有听进去。但是姨妈只给她讲了一次，母亲不仅听得特别仔细，还对陈扬进行“扫盲”。

　　“那就是姐妹俩，你知道吗？那是特别强大、坚不可摧的感情。”陈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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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53年的4.33人缩减为2011年的3.0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以上降至2011年的4.79‰。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宣告终止。

　　在李鑫看来，社会老龄化太快了，“我觉得有责任和有义务，至少要两个孩子”。

　　早在四五年前，蔡冉冉的母亲便建议她趁早“生二胎”。母亲提出，如果第二个孩子出生，自己可以在55岁退休，继续帮她带孩子。蔡冉冉和丈夫同意了，但是二孩迟迟没有到来。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间总有差别。数据显示，二孩政策并没有扭转新生儿“跌跌不休”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3年下降。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大约只在30%-40%。

　　“我现在一心在工作上，就为了将来能有条件让我女儿在竞争中有优势。”蔡冉冉说，和自己同层次的大学同学都在铆足劲工作，她们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自己这个层次的人”的孩子将来才是激烈竞争中的主力军——太次的没资格，太好的有“金汤匙”。

　　蔡冉冉的女儿在一所公立幼儿园，每月1000元。女儿现在读的“幼升小衔接班”和兴趣班每月要8000多元。她看中的一所私立小学，“入门费”要30万元。二孩对她来说越来越不那么重要了，更像是名利双收后的“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