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结业证激发的流离人生：大学生失踪16年后回家(3)

　　他描述自己过着“宅男”一样的生活，没交女朋友，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购置的vivo手机里，相册里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线上看书的软件倒是下载了好几个。

　　厂子附近就有租书的摊位，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只是觉得这个爱好省钱，1本书看一整天只花1块钱。他的口头禅也与书有关，“按照书里面的说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局限了他的生活。火车飞机都无法乘坐、连办理手机号、银行开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工资通常是发现金，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诊所。

　　移动互联网迅速向前的年代，廖银超却犹如身处断层。直到回到重庆老家补办了新身份证，他才注册了微信。

　　十几年前远走他乡，他说自己曾憧憬过许多美好，那些阳光的、自由的、新鲜的生活，后来才发现现实不同于幻想，找不到活儿、进不了厂、没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溃，还有被老板克扣工资的时候，他更觉无助。

　　他也曾思念家人，在手机上搜索重庆大足、父母妹妹的名字，没找到什么有效信息。内心的想法也从最开始的“在外面做出点成绩就回去”，转变为“这么多年还是这样，昏昏庸庸”。

　　这些苦楚还能忍受，直到身体日益显现的病痛击垮他。

　　2016年开始，廖银超出现高血压，总是头昏脑胀，高压数值最高时飙到200多mmHg。2019年7月开始，状态更差了，频繁呕吐，饭量直线下降，体重在一个月内骤降10斤。

　　生病之后，他坚定了“更不能回家”的念头。

　　儿子回家后，家人亦不敢追问他在外流浪的细节，怕他受刺激再次离开。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去年一年，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与廖银超类似的案例，仅在2019年，“让爱回家”就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大概分为四类：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

　　创始人张世伟从2001年就开始零散救助流浪者，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十年前街头流浪乞讨的主要是老人小孩，现在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送返流浪人员回家的省份中，广西、湖南和四川的人数位列前三。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排在前几位的是：赚不到钱没有面子、离婚、跟父母闹矛盾、父母双亡等等。

　　陈敬宏把志愿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亲属间的桥梁，“其实经过劝说救助，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愿意回家。”

　　三年时间里，他陆续救助的流浪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男性居多。有接近30%的人和廖银超一样，没有身份证，漂泊在外打零工，通常寄宿于桥洞、绿化带和公园凉亭，成为五金、电子厂的临时工，或是在网购节日密集的下半年，找到一份快递员或搬运工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缺乏社会教育，我们成长的教育体系大多只是知识教育，教你考高分，但没教你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化解。”张世伟说，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们，既有国内名校的高材生，也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2018年“让爱回家”曾救助过一位姓曹的流浪者，已在外游荡14年。被发现时，曹某身体已有多处溃烂，经志愿者沟通后才得知，这是一位重庆大学毕业，留德两年的海归。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认定为非法劳工，遣送回国后学历档案被消除，打工一路不顺，因此丧失对生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