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客中的“新青年”:别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

光山新闻网 linda 2019-03-08 1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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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诉
  租房客中的“新青年”

租房客中的“新青年”:别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

  毕业第一年,95后杭州姑娘文艺换了4份工作、3个住所。

  就像城市候鸟一样,她拉着行李箱,徘徊在高档单身公寓和家之间,会因为开始或结束一份工作而频繁更换住所。文艺的换房路径与求职路径一致。她做过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个月,而决定“租哪儿”的时间常常不过几个小时。

  她几乎不考虑换房成本。为了离工作单位更近,先后入住过35平方米和56平方米的两间LOFT公寓,每次签完租房合同,都住不满4个月,违约金累计逼近万元。

  去年年底因为长期“败家式”租房,文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灰溜溜地住回了父母家。

  对于文艺这类“换工作就是换房子”的消费式租房人群而言,住所和单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其次才是租房成本。

  日前,闲鱼发布《租房幸福感报告》,针对闲鱼租房的平台用户进行了为期13天的调研,内容涉及搬家频率、月收入水平、房租水平、年龄层次、租房偏好,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最终回收问卷1.5万份。数据分析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租房新人类:如行李箱式租客、包工头式租客、厕所占领者、群居派等,他们均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表示,年轻人注重生活质量、崇尚自由、随意、不受约束等喜好体现了不同的住房安排,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租客。这些不同的“租房偏好”恰好反映出年轻一代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张扬的个性。他们通过“租房”体验不同的人生:或广泛交朋友,或看重私密空间,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高房价的重压下,灵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差异化需求。

  不热闹不舒服的群居派

  第一次租房,文艺选择了高档小区里的单身公寓,月租3600元,占工资的一半。为了追求“热闹”,她还是咬一咬牙搬了进去。

  没多久,她便发现同一楼层的20多位住户,谁都不爱搭理谁。每个紧闭的房门背后,都是各自的世界。

  一个人看剧、做饭,文艺觉得自己被孤独“打透”了。她想着,要是有邻居小姐姐能和自己一起打个游戏,一起打发时光就好了。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想要扯开嗓子放声大喊。”她还希望自己的住所有台球桌、咖啡厅、酒吧等公共空间,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文艺评价自己“向往热闹,爱交朋友”,是典型的“群居派”。有时,她的微信一天就能“扩容”十几位好友。

  “城市候鸟的出现,是顺应着‘拎包入住’的租房趋势出现的”。在闲鱼租房业务负责人张世民看来,城市越来越大,上班路途越来越远,许多租客选择在工作地点周边租房,在工作、梦想及生活间自由切换。他们不想买更多的生活用品,希望租房像住酒店一样方便。

  工作第三年,设计师梁美与5位朋友租下了一套240平方米的房子。这套“超级大房子”有6间卧室,2个客厅和7个卫生间。“因为太孤独了,每天和人没什么交流,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或者补觉。”此前,梁美和陌生人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小两居。她想要“热气腾腾的生活”,想拥有像美剧《老友记》一般的生活氛围。

  两个闺蜜和她有同样的想法,3个“有趣的人”也加入她们。

  搬进房子是在冬日的一天。第一个月,她们特意少加班、早回家,每天聚在一起吃饭,给房子攒人气。但没过多久,大家就体现出了“社交之累”,决定“少点刻意,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加班,偶尔家庭聚餐,无法每天都热热闹闹的。”但梁美“一点儿也不失望”,一次急性肠胃炎发作,3位朋友一起将她送进医院,这让她觉得温暖。

  梁美觉得6个人的群居生活“独立又美好”,既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也都在距离彼此1.5米的地方。”

  “独居和群居一样都是北上广等都市青年典型的生活形态。对于群居青年而言,由孤独感产生了合租的需求,慢慢演变,市场上就出现了集中式公寓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爱上了这种生活形态。”张世民说。

  100%的卫生间占有者

  胡尤是一个100%的卫生间占有者。在月薪跨过1.5万元那年,他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在上海徐汇区租到了一间1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浴的主卧。

  这间每月“耗资”1000多元的3平方米卫生间,满足了胡尤对生活私密性和稳定性的需求。他可以不用经常和陌生室友打照面,还不用再花心思担心他人的卫生情况。过去没有独卫时,胡尤觉得室友们轮流用后的卫生间潮湿、脏乱,卫生状况十分堪忧。

  北京0.55个、上海0.49个、杭州0.61个、广州0.62个、深圳0.46个、成都0.81个……基于租房平台数据,调研报告显示了各地区租房青年平均拥有的卫生间个数。

  《报告》显示:卫生间占有率100%成为租房幸福感的分水岭,分享卫生间的情况与租房幸福感密切相关。一个可贵的独立卫生间,成了新时代租房青年追求幸福路上,租房配套中的“硬杠杠”。

  于此相呼应的是,过去一年,闲鱼租房量增长2.8倍,其中“一居室”租房增长近4倍。

  胡尤对此深有同感,更多的时候卫生间的这个“三平方米”让他减少了流动,提升了幸福感。两年来,与他合租的80后、90后青年租客换了又换,只有他屹然不动。

  “一套房子里住着五六个租客、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和方便程度都过不去。”胡尤认为女性租客的频繁“逃离”和没有一个独立卫生间有很大关系。2014年留学归国后刚到上海打拼,拿着7000元的工资,胡尤最开始只能租个次卧,每天一早醒来最尴尬的时刻莫过于和室友“抢”卫生间,大家都赶在8点上班,有时等上十几分钟厕所门还关着,他只能选择去附近的公共厕所。

  胡尤认为,毕业5年后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自己不再热衷于社交,更享受孤独和自由,要是再选房子,他会优先考虑住所与公司距离及是否有独立卫生间,其次才是价格和房间朝向。

  “95后、00后进入社会后,整体的需求与80后有明显不同。新都市青年更在意自己的体验和需求是否被满足,而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调查中的大数据反映出新趋势——“孤独派租客”的出现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空巢青年”群体十分吻合,离开家乡独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之后,会主动选择更为孤独自由的生活方式。

  别人的房子,自己的生活

  “奔三”的江雷一面创业,一面准备着MBA(工商管理硕士)的考试。一年多前,他租下一间23平方米主卧,房间里有独立卫浴和小阳台,每月4800元租金。在他看来,自己租的房间虽然通过隔断改成了四居,但更像是“没有厨房的一居室”,是属于他的完整、独立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