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没有传说中的硕鼠和变异大鱼(2)

　　有些游客会花上10美元，买一个计数器，随时测试辐射值。越接近隔离区的核心，计数器的数值越大。正常数值为每小时0.3usv，超过这个数值，仪器就会发出警示音。个别地点，数值会激增到每小时几百usv。

　　若不是计数器不断起伏的数字与声响，与旅游大巴上循环播放的事故纪录片，除了破败，游客对切尔诺贝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就像所有无人居住的农村呈现出来的那种破败感一样，这里几乎听不到鸟叫声，也看不到什么人影，年久失修的大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经过苏联第二大雷达“莫斯科之眼”，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

　　这里光线昏暗，墙皮剥落，地上堆积着腐烂的落叶，不断冲击视觉的是与儿童有关的各种元素：失去前轮的三轮车、丢在墙角的拼音字母表、散落一地的书籍，还有放在铁架子上失去眼珠的洋娃娃。

　　因为每一个物件位置都“太适合被拍照了”，卢桢感觉有些刻意，“给你营造出来一种惊悚、痛苦和悲叹”。向导告诉他，军方每个月都会派人来清理景区建筑，一些残破的物件会被替换。

　　人为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真实体验。但在曾经弥漫过核辐射的建筑空间里，卢桢仍感觉到一种震撼，他仿佛回到了灾难降临前的时刻，听到教室里的笑声和读书声。孩子们可能还会去森林里摘蓝莓吃。但这一切被一场灾难摧毁了。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

　　伤害是真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代表性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口述史作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暂居在某城市。儿子上学第一天就哭了。老师们让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这位母亲说。

　　因为辐射，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

　　还有的孩子连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中国游客刘征博(应受访人要求化名)走进了接诊孕妇的126号医院，他看到了窗边一份发黄的医疗记录，上面记载了当时流产的孕妇，那些母亲们的名字、职位、年龄都被漂亮的字体一一写在了上面。他的向导阿列克谢坚持用乌克兰语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核事故发生之后，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其中，45万多人是儿童。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4号反应堆，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

　　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那天晚上，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反应炉失火了，自己去去就来。

　　5个小时后，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医生告诉露德米拉，不准抱他、亲他、靠近他，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