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没有传说中的硕鼠和变异大鱼(4)

　　普里皮亚季的必游之处是一座摩天轮。它黄色的外观是萧条景象中难见的一抹亮色。计数器贴近摩天轮的座舱，会测出辐射数值超标4万倍。这座摩天轮命运多舛：原计划在1986年5月1日正式开放，开放日的4天前，爆炸发生了。爆炸次日，它只临时开放了几个小时。

　　事故发生的那天，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阳台上，人们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反应炉散发出来的深红色光芒。

　　“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一名居民事后这样向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描述。

　　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政府承诺，撤离只是两三天。当时，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

　　事实是，这里成了禁地，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

　　2015年摄制的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大娘们》记录了一群回归老人的生活——根据当时的估计，在禁区内生活的居民约有100人，多是老年女性。

　　他们说，搬到别处后，当地人讨厌他们，说他们身上有辐射，他们又回到了切尔诺贝利。

　　有人从避难处步行70公里跑回来，拉开铁丝网，钻了进去，回到家里。有人回来以后，抓了一把泥土放进嘴里，发誓“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并且持续调查这些人的健康状态。多年以来，他们生活在禁区，在这里种菜、养鸡、养猪、钓鱼，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死去。在一些节日，比如“复活节”，还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伏特加。复活节对这些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198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时，人们也在为庆祝复活节而忙碌。

　　在距离核电站15公里处的一个村庄，刘征博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此人在事故后不久就回到了切尔诺贝利，并在家中的菜地里种满了胡萝卜、土豆，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谈起那场灾难，他的表情淡淡的，仿佛已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刘征博没好意思问什么，觉得已经打扰，“不知道怎么再问下去了”。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他们定期轮休，以代谢掉工作期间的辐射残留。这里还有近100名向导，轮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向导阿列克谢告诉刘征博，旅游业收入的一定比例，会用于援助回到这里的居民和其他受辐射者，尽管还远远不够。

　　在通往一个个景点的路上，他一直跟刘征博强调，“这不是游览，是访问。”

　　切尔诺贝利当下的处境并不乐观。禁区内大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正快速坍塌，清理和维修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以这样的境况下去，到2050年，切尔诺贝利很可能变成一片真正的废墟。

　　临走前，刘征博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算是对当地的微薄支持。作为一名游客，他只能做这么多了。

　　回到中国后，黄小婉没有再穿参观时的那件大衣，对核事故的恐惧多少残留在她心里。她也没有留下与切尔诺贝利的一张合影，因为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融入到场景中，“是要笑还是怎样”。她看到过笑着比出胜利手势的游客，但她觉得，做出什么表情都与切尔诺贝利不太搭调。

　　去过切尔诺贝利后，她又试着去读《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结果“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她觉得，去过那里之后，仿佛那场灾难与自己相关，“离自己很近”。

　　关于切尔诺贝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记录下了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的结尾，她这样写道：“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