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事国事政协事

我祖籍是广东南海，出生在澳门，生活在澳门。虽然迄今为止，我的大半生都与政协息息相关，但从我儿时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政协”这个词对于澳门人来说，都是戴着神秘面纱的。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政协是什么，更少有澳门人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现在，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总共有38人，这是国家给予澳门的关照。在30多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父亲马万祺在197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算是澳门人中比较早走进全国政协会议的人。记得那时候父亲每次开会回来，都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家大事，以及他在政协的工作。所以，我对政协最早的了解，都是父亲传递给我的。

1988年，我成为第七届广州市政协委员，第一次与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领导坐在一起，讨论广州的发展。当时还有一些著名的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如梁尚立、周宝芬等人，也是广州市政协委员。他们曾都是广州殷实的商人，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国家。“文革”期间，他们也曾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所有的经历并没有影响他们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在政协，他们非常积极，认真履职，令我敬佩。

那时广州经济还在发展之初，电力供应是个大问题。记得有一次开政协大会时突然停电，会场又闷又热！只好暂时休会，由工作人员抢修电路。虽然条件困难，但政协委员的积极性高涨，畅所欲言地提出许多加快发展、改变广州面貌的意见和建议。而刚刚实行的市场经济，也带来很多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有时还非常尖锐，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后来，我成为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与我谈话，勉励我说，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希望我能够多配合父亲，发挥澳门委员独特优势，为国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新中国成立前就与中国共产党在港澳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相识，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多有接触，在他们的引导下，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虽然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著名人士，但他非常谦虚，认真履行职责。每年他都按照全国政协的安排到各地考察，既到经济发展快的沿海，也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接触当地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回来都要写报告向中央反映情况。

父子都在全国政协大家庭中，对我来说，责任和使命更大于常人。30多年来，我始终不敢懈怠，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参政议政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

算起来，我的政协生涯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广州市政协，作为基层的委员，我了解到政协组织的职能以及政协委员如何履职。第二个阶段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阶段，一方面按照全国政协的指示协助我父亲做好视察工作；另外一方面，我在澳门中华总商会服务，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对外联系方便，我经常借助港澳委员的身份，向海外介绍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吸引港澳和海外资金到祖国内地投资。第三个阶段就是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和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我更加侧重于到基层调查研究，结合国家大的方针政策、社会热点提出建议和意见。如我最近提出的《加快建设黄茅海大桥的提案》，已被广东省政府立案，争取在2023年建成。这样港珠澳大桥就可以连跨粤东和粤西两地，更大地提升大桥社会及经济效益。

这30多年的委员生涯，我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每次想到其中也融入了我的微薄力量，就很自豪。在政协，我还学习了许多治国理念，明白我们国家为什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对我一生都是重要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