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础(2)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原则为准绳，做到是非清楚、功过分明，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新京报：谈谈“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意义。

　　何载：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这么多冤假错案平反，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解放了干部，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省长，大胆作为，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

　　谈参与扶贫

　　“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新京报：退休后你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

　　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老同志也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新京报：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新京报：也就是说，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何载：对。扶贫工作我们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后，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解放思想。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带新思维、新做法，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但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等价交换”。后来总结经验，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进项目，培养干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参考。

　　新京报：举办扶贫培训班留下了哪些经验？

　　何载：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积极性，江苏吴仁宝、秦振华率先提出“先富帮后富”、“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

　　基金会抓住机会，鼓励吴仁宝、秦振华、鲁冠球等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劳模办培训班意义特殊、效果显著，培训针对性强，教学内容切合实际，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此外，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

　　新京报：你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