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史上首份检察建议书为何发给教育部？

　　●　一号建议是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其核心内容为，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　截至今年1月25日，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对落实最高检一号建议作出了批示。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浙江省检察院报送的《浙江校园安全案件专题分析报告》上亲自批示“完善机制，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水平”

　　●　最高检党组已经部署，下一步将联合有关国家部委，不断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通过开展专项调研督导、推动建立教职工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制度、建立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等有效举措，打好落实一号建议的“组合拳”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第一次以首席大检察官的身份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这份通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有思想有观点有张力、求真务实、很接地气、用数据说话、装满了人民声音的报告吸引了各界的目光，尤其是报告中提到的“一号检察建议”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被各大媒体追逐。

　　据悉，这份于2018年10月19日向教育部发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以下简称一号建议)，是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其核心内容为，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首席大检察官的首起抗诉案件

　　很多人会问，最高检史上第一份检察建议书为何发给教育部？这要从首席大检察官的首起抗诉案件说起。2018年6月12日，因为一起关于小学教师性侵未成年学生的抗诉案件，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首次依法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最高法17位审委会委员悉数出席。

　　这起案件的被告人齐某是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齐某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无人的宿舍等地方多次对两名被害女童(均为10岁)实施奸淫、猥亵，并以外出看病为由将其中1名女童带回家中强奸。此外，齐某还在女生集体宿舍多次猥亵多名10岁至11岁的女童。

　　2016年1月20日，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为，判决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2017年3月3日，最高检以某省高级法院对齐某强奸、猥亵儿童一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为由，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在此次审委会上，张军检察长发表了抗诉意见，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存在的错误，并从情节认定、法律适用、量刑建议等多个方面阐述了检方观点，得到了最高法院审委会绝大多数委员的一致赞同。最终，最高法经审理采纳了高检院的全部抗诉意见，依法改判齐某无期徒刑。这一案例后来被列为最高检2018年11月下发的第十一批指导案例之一。　

　　向教育部发出史上第一份检察建议书

　　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检察监督并未就此结束。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齐某抗诉案的承办人介绍，张军检察长在案件改判后多次强调，要思考如何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做到起诉之前、延展到裁判之后，为每个家庭、每一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带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根据张军检察长的要求，办案组的检察官们结合齐某案开始“解剖麻雀”。

　　校园应当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港湾。检察官们调研发现，近年来，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职员工性侵害幼儿园儿童、中小学学生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如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去年同比上升30%，而且相当数量的案件犯罪时间长、侵害次数多，一案侵犯多名学生，犯罪情节恶劣。要想遏制和减少未成年学生遭受违法侵犯，不仅要依靠公安、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更有赖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源头预防，通过堵漏建制来斩断伸向孩子们的黑手。　

　　于是有人提出向教育部发送检察建议，这种想法很快得到高检党组的认可和支持。张军检察长亲自指导部署撰写工作，连建议书的封皮都经过精心设计。高检院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未检办)、研究室等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前后历经3个月，其间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高检院历史上的首份检察建议书。

　　“以前，最高检都是对办案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向有关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地方检察机关有不少实践，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万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因为是“史上首次”，最高检对发出一号建议十分慎重。这份建议书的内容曾反复论证修改，还经过了最高检检委会会议审议，确保反映的问题精准、提出的建议可行；同时，还正式发函征求教育部意见，根据其意见对检察建议书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最高检办公厅王松苗主任对记者介绍，当时分管未检工作的孙谦副检察长工作非常细心，也有担心对方不太了解检察建议的顾虑，建议张军检察长在发出建议之前与教育部部长先进行沟通。

　　张军检察长亲自与陈宝生部长通话后，陈宝生部长特别重视，除感谢最高检对预防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等问题的关注支持外，还特别希望在建议上加一句“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正是这句话，促使最高检党组要求把工作进一步做到家，陈宝生部长话里的建议被张军检察长在多个场合提及。据内部人士透露，在最高检工作报告分别征求各方意见的五次座谈会上，几乎每个与会者都知晓了教育部部长的这句话。

　　张军检察长为何要反复强调陈宝生部长“督促地方政府落实”这8个字？这是因为两位领导深知，保护祖国的花朵、真正地关心孩子，必须让制度落地，而最关键的一步还在于落实；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最终检验标准”，扎扎实实将工作做到实处，实在是任重而道远。